1969年10月，因为一篇文章，杨曦光被判10年徒刑。可当时他自己都没想到，这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竟然成了他新生的起点。在被押至农场接受改造时，他遇到了一群特殊的人。
杨曦光的父母，都是解放前共产党中的干部。杨曦光降生之时，东北战事小捷，在东北工作的父母，给他乳名小凯。父亲杨第甫官至湖南省政协主席
母亲陈素曾任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杨曦光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1962年，他考上长沙一中，正是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纪。
然而，还没等高中毕业，一次历史动荡席卷而来，父母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因此被身边人歧视，最终导致他加入敌对的阵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彼时，青年们的热情是高涨的，他们从小充满革命幻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场运动，都奋不顾身进入漩涡中，一次次振臂而起，高呼口号，杨曦光也是一份子。
但过了没多久，杨曦光开始反思了。看着老师被拉出去毒打，人们的尊严被无情践踏，他在心理上有些无法接受，私下里他对自己妹妹说：“这太狠了，怎么下得去手？”这个19岁的青年人，开始对整个中国进行深入思考，他连续做了农民调查、知青调查，试图探求这场运动的本质，给施暴者寻找一个根本原因。
在走访了不同背景的农户后，他花去一个星期的时间，远离外界喧嚣，躲在被窝里，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多年后，回看此文，杨曦光自己也承认，其中的态度非常激进，大有否定、撇弃之意。但在当时，他将此文刻印80份，将自己的对整个社会的思考，秘密派发给了身边亲近的同学。当时的杨曦光，只是试图，用一个年轻人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发生的一切，而不是狂躁地发泄内心热情。
但很快，杨曦光就付出了代价，其中最为沉重的一个，就是导致母亲自杀。母亲陈素在重点批判该文后，有人指出，这样的文章，绝对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的，在他的背后一定有幕后黑手。这顶帽子最终落在他父母头上。杨曦光回长沙后已被通缉，不得不逃窜到朋友家暂避。而他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在1968年1月23日自杀。母亲死后几天，杨曦光才得到消息，悲痛难当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汉，结果被同学告密，抓捕候审。最终，杨曦光被判10年。一个人最有生命力的10年，他将在监狱中度过。
杨曦光与妹妹“我学会了江湖黑话，知道小叶子是粮票，大叶子指的是钞票。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能在雪地里赤身裸体，对方就替我值日一天，替犯人打饭、打开水。每次打这种赌都是我赢，因为没人知道我习惯冬泳。”在狱中，凭着装出来的不羁，杨曦光很快就跟牢友们混熟了。
这群犯人里，居然藏龙卧虎，甚至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师。次年，他到农场劳动改造，碰到了一群更厉害的“老师”。白天，大家天没亮就下地劳动，一直要到天黑才能回到监房，然后开思想会议，互相批判。他在狱友的点拨下偷偷学习，直到大家都睡下了还挑灯夜战，掌握了英语、高等数学和经济学，遇到不懂的就第二天向狱友求教。可以想见，当时的他，正是求知欲最强烈的年纪，以至于插秧时还在消化知识，蚂蟥都爬满脚脖子，他还在做笔记。
各类学科都涉及斗争，但数学就不会。他读《资本论》，用高等数学分析劳动价值论，无师自通的他，居然自行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等理论。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成了杨曦光当时最大的快乐。得出那些理论时，他兴奋无比，还以为自己有了惊天的发现，出狱才知道，别人早就提出了。有一次，妹妹来看他，他偷偷将一个包裹塞给妹妹，妹妹看了，全是对局势的思考。即便是在非人的劳动环境里，杨曦光依旧保持着独立精神。
1978年，杨曦光出狱，没有一个单位愿意录用他。同时，他弃用“杨曦光”，改用了自己的乳名杨小凯。从此，杨曦光如同那动荡的岁月，被滚滚向前的时间埋葬，不再提及，杨小凯则很快迎来了新的人生。不久后，他在印刷厂找到工作，像他这样的人，不甘于做校对工，决定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员职位，但没有一次能通过资格审核。
就在杨小凯彷徨之时，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对方是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他被杨小凯的执着和才华打动，眼看国家用人之际，不愿意他就此被埋没掉，想办法让他参加了数量经济学考试。杨小凯果然没叫人失望，最终被录取为社科院实习研究员。原以为人生就此打开新篇章，可因为高中都没有毕业，社科院无法给他安排工作。
转折出现在1981年，湖南省召开全省招生会议，武汉大学校长，教育家刘道玉，早就看中了杨小凯的才华，希望他能到武大经济管理系教书。
开会期间，省书记毛致用回到长沙，刘道玉见到毛书记，赶紧说：“毛书记，我想问你要一个人。”听了杨小凯的名字，毛书记点点头：“我知道，他受过委屈，坐了10年牢，如果是刘老要的人，当然同意。”就这样，杨小凯进入了武汉大学，开设了当时颇有争议的课程，《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
刘道玉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此前中国，讲授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马克思系统的，对西方经济学略有提及，但全部都是当做反面教材。杨小凯开设的这两门课程，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冲击。好在刘道玉坚决支持他：“当时在武大，这两门课，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得出来，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数学基础上，只有杨小凯的才华能做到。”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凭借出色的教学科研成果，他被破格提拔为讲师。
1982年7月，美国经济学教授邹至庄，来到武汉大学讲学，杨小凯顺理成章担任助手。杨小凯以数理分析研究经济学，这种前卫做法令邹至庄十分赞赏，立马推荐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
就这样，这个高中都没有毕业，在监狱里学习英语、数理的男人，跨过远洋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不过，因未曾接受系统高等教育，他读书时比别人吃力十倍，当时他的同学，北大高材于大海，轻松就能通过资格考试，他一开始却连课都听不懂，只能去抄阅同学的笔记，一直抄到夜里三、四点。
他曾写信对父亲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是老人和孩子的天堂，我要拼命在战场上奋斗。”
为了适应英文教学，他几乎每天都在苦练，半学期后，才勉强听得懂课。1988年，以超人的毅力不断努力后，杨小凯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开始着手分析一个，被现代经济学忽视的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事实证明，无论是天分还是努力，杨小凯都远高于一般人。在被莫纳什大学聘为讲师后，他开始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在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撰文，在台湾、香港、德国四处讲学，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
1993年，《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横空出世，被经济学界评为“盖世杰作”，他因此被选为澳大利亚社科院院士。当时他与澳洲教授黄有光合著此书，杨小凯希望按照字母顺序署名，黄有光坚决反对：“如果贡献相等，你要用这种方式排名我没意见，但是我只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这本杰作是属于你的。”
拼命工作中，杨小凯又出版三本著作，分别是《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新型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这意味着他经济学体系的日渐成熟。
特别是《经济学原理》一书，被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曾赞赏杨小凯对分工的分析，“这是全世界的最重要的研究，杨小凯是这里面的佼佼者。”
2002和2003年，布坎南先后两次，将杨小凯提名为诺奖候选人。他因此被视为华人里面，离诺奖最近的经济学家。
虽然几经沉浮，先成了狱中犯人，又成了学界先锋，但杨小凯的思想、精神，其实还是和十几岁时一样。在国际上获得名誉之后，他还是把目光落在了中国。
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农民工问题、城镇化问题等等，全部都引起了他的关注。许多人都在高唱“后发优势”，他却指出了“后发劣势”。
杨小凯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起步后，利用资源和别国经验，获得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它会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盲目乐观，拒绝有效变革，长期这样下去，就走不远。”几十年过去了，不管是杨曦光，还是杨小凯，都没有放弃思考。他从不愿听任外界的欢呼，而是用自己的智慧调查、研究，不配合任何一方去高唱口号，关上门窗，用理性的灯光，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而这，是一个学者，最最基本的修养。
可惜造化弄人，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肺癌晚期。当时他在国际上名声越来越大，极有可能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是死亡已经来到他跟前，这一次，任有多么超人的毅力，也没办法走出命运的阴霾了。
在历经了人生的起伏后，杨小凯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身体饱受痛苦的时刻，他依然没有放弃思考。因为一个人独立思考，是上帝给的最好的礼物。
2004年7月7日，杨小凯与世长辞，年仅56岁。虽然只有短短20年的学术生涯，他却为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感叹说：“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很早就接受系统的教育，以他的成就，拿个诺奖不难吧…”但也有人说，如果没有那十年，他也许不会在非人的劳改中，奇迹般遇到自己的启蒙者。
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狱中人到学界翘楚。杨先生之所以能一路走来，不断地冲破层层阻碍，在短短20年里获得巨大成就，当然离不开他的天赋与勤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