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录取名额之争引发阶层对立

今年5月,绵阳的学生为高考进行复习。高考为大学录取制度带来了选贤任能的色彩,但批评人士称,它实际上在加深城市与乡村学生之间的鸿沟。

今年5月,绵阳的学生为高考进行复习。高考为大学录取制度带来了选贤任能的色彩,但批评人士称,它实际上在加深城市与乡村学生之间的鸿沟。

北京——程楠(音)花了许多年时间来努力确保16岁的女儿能进入家附近的一所高校。她们住在南京,华东地区的一座富裕城市。她清晨5点半叫醒女儿学习数学和古诗词,把她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暑假也只休息20天。

因此,当官方宣布这里的大学要录取更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减少南京本地名额的时候,程女士非常愤怒。她和上千名家长一起到政府办公楼外进行了抗议,高喊“教育公平!”一类的口号,并要求与省长见面。

今年5月,郑州发生了抗议活动。抗议者称河南省高校录取名额分配遭受了不公。他们手持的标语上写着“教育公平”。

今年5月,郑州发生了抗议活动。抗议者称河南省高校录取名额分配遭受了不公。他们手持的标语上写着“教育公平”。

“为什么从我们的碗里吃呢?,”现年46岁的程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在报社从事艺术编辑工作。“我们和其他的家庭一样辛苦。”

最近几周,至少有20多座城市的家长走上街头,谴责政府试图增加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非同寻常的激烈反对不仅在考验共产党控制阶层冲突的能力,也在考验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智慧。

中国的大学入学竞争十分残酷,一直以来都会带来焦虑和对立情绪。不过,这一轮抗议活动有不少是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的,而它们的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似乎让当局措手不及。

症结在于国家控制的高等教育体系:顶尖学府集中在富裕的大城市,并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内陆地区主要是实力较弱、经费不足的学校。

录取机会几乎完全取决于名为“高考”的一次性全国考试。今年的高考于上周二在全国各地展开。这一考试被认为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以至于许多家长在孩子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帮他们准备。政府还发出警告,高考作弊适用于最高七年的刑期。

高考为大学录取制度带来了选贤任能的色彩,但政府将高校录取名额里最大的部分留给了本省市的学生,实际上让来自内陆地区的学生更难进入中国的一流学府。

近年来,当局试图应对这一问题,给入学人数偏少的地区增加进入顶尖学府的名额。一些省份还给来自少数民族的学生高考加分。

今年春季,教育部宣布将安排14万录取名额给欠发达省份的考生。这个规模占到了一流院校总招生名额的6.5%左右。不过,按照教育部的说法,它会要求这些学校减少本地招生,从而腾出名额。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样的计划引发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

华中地区的大城市武汉以其优秀的高校闻名,那里的家长围住了政府大楼,要求给本地学生更多名额。在东北地区,哈尔滨的家长在街头游行,高呼新的入学名额政策不公。

在贫困的人口大省河南,洛阳的抗议者提出孩子们应当得到“平等的爱”。在北京西南方向几小时车程的地方,保定的家长指责政府迎合城市精英,而不顾乡村学生的利益。

“他们要水、要地、要粮食的时候,就直接过来拿,”参与了保定抗议活动的42岁电工陆建(音)说。“他们就是不让我们的孩子去北京上学。”

政府在小心应对,封杀了有关这些呼声的新闻报道,下令警方控制此类示威活动。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抗议对习近平主席构成了微妙的挑战。他的标志性口号是“中国梦”,呼吁民族复兴,但内涵模糊。许多人将这一概念与教育机会的承诺联系起来。

“传统的中国梦是希望孩子通过相对开放的选贤任能与平等制度来上升,”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教授、研究中国政府的专家明克胜(Carl F. Minzner)表示。“当大众认为这一点受到了挑战的时候,他们的怒火就点燃了。”

习近平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或许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他领导的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投资来缓解贫困地区的不满情绪。不过,党内领导层也担心会疏远规模日益扩大、诉求日益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

“问题在于,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将城市既得利益者享有的特权重新分配出去,而这些城里人很多在体制内工作,”明克胜说。

过去20年里,政府新设了成百上千家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的入学人数从1998年的340万飙升至2015年的2620万。不过,增长的人数中许多来自三年制的专科。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并不光明。这让家长担心将一辈子的积蓄浪费到劣质院校里,于是更加渴望要把孩子送入好学校。

对高考本身的不满也在加深。这一考试制度参照中国古代的科举,意在增强社会流动性,将大学开放给分数达标的所有人。然而,批评人士称,高考制度现在带来的是相反的效果,实际上在加深城市与乡村学生之间的鸿沟。

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顶尖大学是就业门路最广的,但 也是最难进入的。在这些高校里,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大大不足。那是因为他们就读的学校资金少,请不到好的老师,没有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也因为招生人员偏 爱录取本地生源,这意味着欠发达地区的学生的录取分数要高于本市学生。

“这种机制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向特权群体倾斜,”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社会学家刘思达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这些地区的学校没有改善,我觉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状况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

然而,政府计划通过削减大学的当地招生名额来解决不公平问题,却触及到中国几座最现代城市的家长的失望情绪,他们对缺少高质量的学校颇为不满。

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这种强烈反应是“把长期以来的积怨给激发出来了”,并接着表示应该考虑对教育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他说,一批全国性的高校可以依靠高考,在全国范围内招生,省级高校则可以重点录取省内学生,如此一来就更像美国的公立高校了。

但鉴于资源有限,且存在民族和地域偏见,任何变化都可能遭致批评。比如,一种常见的抱怨是,来自新疆的学生接受的教育低于平均水平,不应享受高考加分。新疆位于中国西部,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维吾尔族的聚居地。

北京的一群家长向教育部提交了投诉,称一所精英高中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不应被当做京籍学生,北京的高校应该将名额空出来,面向其他京籍学生。

在河南等较为贫穷的省份,民众的愤怒通常指向当地政府,认为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进而导致孩子注定会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失败。

“北京学生上重点大学而我们落榜时,有的学生从考生变成了民工,”河南家长上月转发的一封公开信写道。“我要问造成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