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是如何温水“煮”我们的

提醒大家要警惕Facebook的人并没有说错:我们在智能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上花费的每一分钟,浏览喜欢的网页、阅读个性化的消息,都被导向了预设的结论。我们遭受了保持一致的压力。

不过,罪魁祸首并非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手下的那些看不见的操纵大师,我们自己才是。说起来,我们自己远比Facebook更擅长于将一种观点凌驾于其他观点之上,并把人禁锢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僵化牢笼里。

  • 弗兰克·布鲁尼

    弗兰克·布鲁尼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以及整个互联网——我们又如何任由它们驾驭自己。上周与我进行探讨时,著有2012年畅销书《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的社会心理学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表示,与其说它们是动因,还不如说是同谋,一种古老冲动的新工具,属于“让我们得以随心所欲的一长串技术革新”的一部分。

“我们的一个欲望就是,多跟想法类似的人在一起,避开意见相左的人,”海特还说。“Facebook效应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在催化或放大本已存在的倾向。”

谈到“Facebook效应”的时候,他指的并不是过去几周里被广泛讨论的一种可能性——Facebook有意操控其“热门”新闻菜单,从而强调自由派的观点和信源。菜单不过是Facebook的一个方面。

对许多用户而言,更常见的是我们看到的好友及在网上关注的 个人和团体的发帖,而这些信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做的选择。倘若我们寻找、“点赞”或评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支持者的愤怒言论,就会遇到更多桑德斯支持者的更多愤怒言论。假如我们唾弃此类情绪冲动,这类帖子就会消失。

这就是其中关键的“影响力量”、“算法”,或者爱叫什么名字都可以。这就是我们网络生活的陷阱与诅咒。

互联网本身并未受到操纵来向我们投喂右翼或左翼观念、保守派或自由派思想,或者起码要等到我们自己操纵它这样做之后。它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我们送来更多类似的东西,不管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浩如烟海的乐章中的一个持续音,百花齐放的花园里的一种单调香味。

几年前,我买了祖·玛珑(Jo Malone)品牌的某种芳香沐浴啫喱。我是从这家公司的网站上购买的。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只要我在网络世界里游荡,祖·玛珑就会追踪,总是跟在我的数 字身影后面,永远占据了屏幕的一角,这里冒出个祖·玛珑蜡烛,那里蹦出个祖·玛珑古龙水。我被定了性、圈进了一个小门类:祖·玛珑粉丝。当然了,我可以从 祖·玛珑的本木香、柑橘香、花香乃至果香中进行选择,但我的香味生态圈里没有了雅男士(Aramis)品牌,Old Spice的产品也统统离我远去了。

我们读的小说、看的电影、听的音乐也不例外,可怕的是,接 触的思想亦如此。它们不会受到挑战,而是会不断自我证实和加强。通过给特定的博客加书签、将社交媒体讯息个性化,我们订制了自身消费的新闻和能够接触到的 政治信仰,程度之深超过以前任何时候。这种行为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色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生活中的色彩抽去,让它变得单调。

我们构建了一道精心打造的正反馈回音壁,将确信变为狂热, 将热情变为狂躁,将与他人的分歧变为妖魔化对方。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有一群Twitter暴徒一窝蜂地为桑德斯辩护,或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的超现实成功,而其一直以来的口号完全可以总结为,“我所知道的都来自互联网。”

这其实就是他的原话,为错误地断言自己竞选集会中的一名抗 议者与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有关联而勉强找的借口。他在哪里看到过一段视频,他选择信以为真。他的情报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进行过核实,却飞速流传开来——完美 契合了他的观点和需求。用谷歌来一番足够有创意的搜索,或者有足够的意愿去相信搜索结果,总能找到符合自身要求的“真相”,外加一大批所谓的专家为其打包 票,以及一群同样的追随者。

疯狂的咆哮者、阴谋理论、有意的歧视和严重的党派偏见,这 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们也还没有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它们滋长的方式比较引人注目,也有些让人难以接受,是本该让我们在自我教育上获得巨大进步的东 西助长了它们。有线电视台的激增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本该扩展,而非缩小我们的视野。但它们反倒让我们更快和更彻底地陷入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在2011年出版的《过滤泡沫》(The Filter Bubble)一 书中,埃利·帕里泽(Eli Pariser)详细分析了所有这一切,他解释了每一次点击、刷新和敲击键盘如何让接下来出现的信息发生变形,由此创造出一种近乎于虚构的量身定制的现 实。有人对这种分析进行了驳斥,其中包括来自Facebook的科学家。后者去年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对某个特定的Facebook用户订阅的新闻信息非常同质化的观点予以质疑。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即在这样一个充满选择、包含无数小众市场和将个性化推崇到无以复加的时代,我们在用一种干脆利落到让人恐惧的效率进行自我分类。我们放弃了普遍适用的参照点。我们丧失了共同点。

“技术进步让我们更容易和那些与自己有单一共同兴趣点的人 产生连接,”马克·邓克尔曼(Marc Dunkelman)说道。他还表示,技术也让我们更容易避开“不同的观念”,避免“直接与之相互影响”。他在自己2014年那本深刻透彻的著作《消失的 邻居》(The Vanishing Neighbor)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本著作和海特的《正义之心》,以及《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分离》(Coming Apart)和《分裂的共和国》(The Fractured Republic)等都属于描绘现代美国人分化状况的著作,而这也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作品类型。

相比于过去有些时候,我们如今更加不信任和不愿把自己托付给大型机构。我们质疑这类机构的智识,以微社区的群体思考取而代之。这些微社区有很多是我们在网上组建,其情感可能更为独特,更不具包容性。

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肯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作用。海特提到,它往往不鼓励一群朋友中出现异见,因为更容易让持不同意见的人感觉没面子。他指出,不少学院里的学生中出现了有强制性的政治正确。

“因为有了Facebook,人们的互动变得如此迅速,以致他们很害怕自己没与集体保持一致,”他说。

不过,这里不是特别针对某个一边倒的新闻订阅服务,也不关乎某种神奇的算法,而说的是一种部落意识。自人类出现,这种部落意识就已经存在,现在更是扎根于肥沃的互联网土壤之中。在其滋养下,这种意识即将进入盛放时期,开出危险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