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文革改变命运的两个女人

聂元梓说,“当时我们认为,党是伟大、高贵、正确的,你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指哪儿打哪儿。”

聂元梓说,“当时我们认为,党是伟大、高贵、正确的,你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指哪儿打哪儿。”

编注: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6月10日。

上海

  • “我穿越到了纳粹当权的时代,”王容芬说。

    “我穿越到了纳粹当权的时代,”王容芬说。

聂元梓曾是一名满怀抱负的大学教授。据说她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的大字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关于暴力清洗和批判的燎原烈火迅速燃遍中国。

王容芬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颇为大胆的信,并因此入狱。她在信中反对毛任由年轻的红卫兵恣意妄为,展开一股自我毁灭的狂潮。

直到今天,那段历史仍被搁置在黑暗的角落里。关于那场浩 劫,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或公开纪念。它导致数十万人被害,中国经济遭到摧毁。1966年5月,在灾难性的“文革”开始之初,这两位女性在其中起到突出作用, 她们的人生也因此出现悲剧转折。而40年后,她们在反思自己的经历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不管怎么不同,用王的话说,她俩都是“大胆和坦率”的女人。

聂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发表了一篇批评毛的政治对手的文章后,她贴了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当时处于资产阶级控制之下。毛命令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表明他赞成和鼓励对权威人物的攻击。

后来她跃升为红卫兵领袖,但是仅在一年之后,她就为文革的过分感到幻灭,随后被捕入狱17年。

如今,她已85岁,靠朋友救济为生。回首往事,她坚称,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大字报会引发如此可怕的后果。“当时我不知道我们在走向灾难,”她说。她称自己是一名执行命令的忠诚党员。“一意识到这一点,我就不再追随他们了。我反对他们,因此遭到惩罚。”

当时20岁的王被选中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一次早期群众集会。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正走向疯狂。

她在那里听到的演讲,让她想起了第三帝国的言论。在随后的几周里,多名教师自杀,同学们互相揭发,她自己的母亲被送去劳教。看到这些情况,她感到惊骇。“我感觉自己被送到了纳粹当权的时代,”她说。

王鼓起勇气写了一封改变她自己命运的信——一封写给毛主席的署名信。她在信中问道:“您在干什么?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封信末尾的评价是中国领导人直到现在都避而不谈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她写道,“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这封从未公开的信导致她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2年半之后才平反,也就是1976年毛去世之后,而文革也是在那一年结束。

聂虽然身体虚弱,却依然活跃。前不久,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经历。她跟访客见面时会先递上一张鲜红的名片,上面有她的头像。在她伏案写作的日子里,每隔几分钟,就要用一个小手机接听电话。

当被问及她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了什么时,她说:“教训。真的应该促进民主,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对国事和他人工作的观点。即使是不对的观点也应该被允许表达,被允许反驳。就算到今天,也应该允许张贴大字报。”

聂坦然承认,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难,比如北京大学的一些官员,也就是她的大字报攻击的对象。他们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在校园里游行示众。还有些人被定为反动派,遭到红卫兵殴打或折磨。

她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罪魁祸首都是国家体制。她说,“当时我们认为,党是伟大、高贵、正确的,你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指哪儿打哪儿。”

不过,等到乱象出现时,她开始为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在1967年8月的一次党领导会议上,她表示不想再做红卫兵领袖,但是遭到毛的妻子、手握重权的江青的拒绝。几个月后,她参与阻止了北京大学不同派别之间的一场械斗,不久后被捕。

聂被剥夺退休金,直到前不久才恢复,而且她遭到严格监视,不能在中国大陆出书或发表文章。她把全部精力用来对抗官方对文革的沉默。她说,领导层把这段记忆埋藏起来,因为“它担心失去政权”,“他们更希望文革被遗忘”。

聂坚称自己只是小兵,而王与她不同,王很清楚自己的信会产生什么后果。她只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必须表态。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者遭到杀戮之后不到几天,王就离开中国,从此定居德国,当起了小说家和公务员。直到今天,谈起自己的行为给身边的人带来的苦难时,她仍会哭泣。由于她的信,她的家人和整所大学成为清洗和“批斗”的对象。

1968年,如果她认罪可能被释放,但她的回答令抓捕者吃惊。她说,给她写认罪书的纸不够大。他们问她想要哪种纸,她说,“大到够写大字报”,她打算用它给毛写一张大字报,重申对他的批评。她非常平静地讲述这件事,对自己的勇气轻描淡写。

只有在第二次电话采访中被直接问起时,她才谈起自杀的事。1966年,她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门阶上喝了四瓶农药,之后在那里被捕。当时她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可怜的祖国,你变成了什么?”

虽然王和聂在政治棋局中处于对立位置,而且从未谋面,但王表达了对聂的支持。“她是个悲剧人物,被人利用了,”她说,“她红火过一两年,但在之后的十年里处境悲惨。我很高兴她能活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毛在中国依然受尊敬,官方认为他七分功三分过。“我觉得他是三分功七分过,”王说,“政治清洗把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无数人因此死去——这些是不可原谅的。这些不是错误,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