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文革专家评当年毛主席与今日习主席(下)

文化大革命爆发距今已50年,中国大陆境内却从未有对这段历史不受约束的公开讨论与深度反省。政府对这个话题一直施加了严格的言 论管制,“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共产党以及大多数老百姓也希望将这段惨痛的历史留在脑后,拥抱市场经济下的新机遇。然而近些年,有关文革的辩论在中国悄然 兴起。不论是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还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与意识形态整风,其中文革的影子依稀可见。在许多人眼中,这些历史的回音证明了彻底反 思文革的必要。与此同时,包括有太子党背景在内的一些前红卫兵也在近些年站出来,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

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常年从事中共高层政治的研究,是文革问题的专家。他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探究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情况与政治环境,以此探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他2006年与瑞典学者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被视为西方学术界关于文革最具权威性的记述之一。4月中旬,85岁的马若德对纽约时报中文网阐述了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影响。谈话以英文进行,发表时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下半部分。

马若德

马若德

问:中国当今对文革最大的误解都有哪些?

答:中国国内极少有人谈论文革,所以不易判断。我试图用我的著作(《毛最后的革命》)告诉读者文 革并非一场纯粹的权力斗争。如果文革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早在1967年2月就会结束文革,因为那时刘少奇已经倒台。但事实是文革在1967年才真 正开始,因为那时它才开始波及北京之外的省市。毛泽东首先除去了位居中央的领导人,因为这是红卫兵无法完成的任务。毛借文革之机除去了领导层中在他看来欠 缺革命性的领导人。但是这些人倒台后文革仍旧继续,这说明了毛泽东是真心希望实现让全国上下闹革命这个疯狂的想法。

与此同时,包括邓小平及其同僚在内的文革幸存者将文革称为“十年动乱”。在我看来,毛泽东应该认为文革在 1969年的中共九大时就已结束。因为那时原先的中共已被摧毁,摧毁者已经下乡,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形成,一切正如他所愿:摧毁,之后重建。当然,他没有料 想到的是林彪事件。除此之外,1969年往后的一切事务围绕着党的重建工作进行。

问:在您研究中国的时间内,西方学术界对红卫兵冲突以及各派之间的区别和动机是怎样理解的?这些理解经历了哪些变化?

答:这些理解没有太大变化。最先开始阅读红卫兵大字报的是日本记者,由他们那里我们获取了许多信 息,开始明白毛泽东的行为和意图。而在中国国内,直到1966年年底人们才开始对毛泽东的意图看出些眉目。在那之前,许多中共官员以为这次仍是旧戏重演。 他们回忆上次运动时的批判对象都有哪些,然后试图将他们揪出来重新批判。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次共产党本身才是批判对象。

关键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在毛泽东的鼓舞下拿下了他们所在的城市,摧毁了各城市的政治体系之后,红卫兵各派系 之间便为争夺掌权资格而开始内斗——只有上海是个例外:在那里工人夺下了城市。红卫兵阵营的形成方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徳教授 (Andrew Walder)曾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他的著作(《破碎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2009])告诉我们乱世之中人在命悬于一线时,并不总以意识形态定位自己,而是以敌友划分界限。他们会与他们的朋友采取一样的立场, 而不跟从那些听似和他们有共同想法的人。因此红卫兵派系的形成取决于政治信仰以外的许多复杂因素。

问:魏昂徳教授的研究也证实了红卫兵派系的形成不完全和家庭背景挂钩。

答:家庭背景还是相当重要的。最早的红卫兵大都是太子党成员。直到1966年底红色家庭才转而成 为攻击目标:你的父亲是红的并不代表你也是红的。而黑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因为最初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而感到愤慨,于是轮到他们闹革命时他们便来势汹汹。在这 个过程中工作组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中央领导人派遣工作组到各大学校园本是为了平息动乱。结果一些工作组镇压了学生,一些手段更为温和,另一些则让学生为所 欲为。各地方发生的事情各不相同,有很大偶然性。

问:近期学术界关于文革突破性的研究都有哪些?它们的价值在哪里?您能否推荐一些和文革相关的电影或图书?

答:我首推魏昂徳教授的书。另外我还推荐一本由冯克(Frank Dikötter)撰写即将出版的新书《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 — 1976)。如果我的书是以宏观的视角俯瞰文革,他的书便从底层入手仰视文革。有一些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革的著作也很有意思,但文革的实质最终不是“八个 样板戏”之类的文化作品,而是政治与暴力。如果学术研究不涉及这些话题,实在有些舍本逐末。

我还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由王年一撰写的《大动乱的年代》那样的著作,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作品。该书作者曾经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员。他采取传统中国历史学者的方式记录文革,因为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在书中指名道姓,于是他采用别的方式,例如引用 他人的语句。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语句来推测他试图传达的信息,例如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我相信有不少人是真心希望了解文革的。他们明白这不光在中国当代 历史,而在中国通史中都是一起大事件。试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领袖会尝试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举动,毁灭他亲手创建起来的体系?这太疯狂了。

问: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文革欠缺了解。这样下去,您认为20年以后中共是否还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压力,要求他们放开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答:如果20年以后中共还在任,我相信他们会放开关于文革的讨论。这取决于习近平在 未来几年的成绩怎么样。我认为到那时文革对中国人仍然关系重大。原因很简单:归根结底,文革并不仅仅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而制造的混乱。文革的本质是中国人 在无人直接指示的情况下对同胞如此残忍。他们相互杀戮,相互打斗,相互折磨。毛泽东并没有走上大街告诉群众:“你们有权利折磨他人,动手吧。”事情就这样 发生了。我认为从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早年执政时发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追打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所凭借的暴力手段已经渗入中国的 政治躯体,年轻一代将这些暴力吸入了他们的皮肉。毛泽东所做的只是给了发令枪,让他们闹革命,允许他们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