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近七年来，李伟（音）在一家钢铁厂每天上10个小时的班，他黎明之前就起床，每晚回家时衣服已被汗水湿透，重型机械的叮当声仍在耳中回荡。但就在上个月，这名31岁的焊工与数百名同事一起站在工厂外抗议减薪，他们高唱着爱国的战斗曲。
一周之内，当局宣布他们的罢工非法，并用罚款和监禁来恐吓他们。数百名警员蜂拥入厂，拆除标语牌、命令抗议者回去工作。李伟对试图驱散工人的警察说，“我为这家公司奉献了我的一生。你们怎么能这样做？”
随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放缓，罢工和劳工抗议已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工厂、矿山和其他一些企业或在拖欠工资福利、或在裁员，或者彻底关门。由于担忧在不乐观的就业市场中自己的前景，工人们正在异常激烈地进行反抗。
上周，中国东北最大的煤炭公司国有龙煤集团的愤怒员工——如果不是上千名、至少也有数百名——因拖欠工资问题进行了一场政治上最大胆的抗议活动。在该省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聚集北京参加每年一次的两会时，对省长表示谴责。
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权益团体“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去年记录到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次数达2700多次，是2014年次数的两倍多。最近几个月里，劳工纠纷似乎越来越多，仅在今年1月份就发生了500多次抗议活动。
中国广州，二月，工人们在鞍钢联众厂区附近的饭馆吃午餐。
大多数示威者都避免批评政治，而是把不满集中在拖欠工资、不及时支付养老金福利费，以及工作条件不安全等问题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于对执政共产党面临的挑战的担忧，对这些活动进行了有条不紊的打击，对抗议者进行镇压、拆散劳工权利组织，还监禁活动人士。但他的政府也试图安抚工人，对企业施加压力令其解决争端，还拿出数百亿人民币来支付福利和再培训项目的费用。
这种做法凸显了劳工动荡给共产党制造的政治困境，共产党一直把自己描绘为工人权利的社会主义保护者，尽管它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也欢迎富豪加入其行列。
就在习近平思考对中国臃肿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生产的钢铁和水泥等产品大大超出市场的需求）进行大规模瘦身时，抗议的浪潮似乎在进入高峰。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完成削减的话，将有300多万工人可能会在未来两年内失去他们的工作。政府已经宣布计划在钢铁和煤炭行业裁掉180万名工人。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曾有过一轮私有化和结构调整的过程，削减了3000多万国有部门的职工。但那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新行业创造出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如今经济虽然仍在增长，但是以25年来最慢的速度。
与此同时，习近平面对的劳动力，由于社交媒体，有更多的信息，更容易组织起来，同时部分地因为基层维权组织的出现，也更加自信。
中国深圳，劳工维权人士吴桂君（音）在他的办公室中。
“这可能是让习近平夜里睡不着觉的事情，”康奈尔大学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学者伊莱·弗里德曼(Eli Friedman)说。“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有钱，妥协的余地也不多了。”
在这个中国南方广东省的首府，国有的鞍钢联众钢厂的数百名工人上个月罢工，抗议减少工资一半以上、把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到12小时的计划。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工人们一天早上高唱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首战斗歌曲，在外面示威。
他们用流行的即时通讯平台微信来召集支持者，为购买抗议横幅筹集资金。在一篇被很多人转发的帖子里，工人描述了当局如何试图阻止他们用扬声器播放国歌。（歌词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警察驱散了罢工者后，工厂答应推迟减薪计划。但几名工人表示，他们回去上班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惩罚。
“我对情况会改变失去了希望，”焊工李伟说，并补充道，他对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工作非常担心。
钢铁厂的官员没有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
广东是一个世界级的玩具、鞋履、服装和家具生产中心，也是工人不满情绪滋生的温床。近期，这里的很多外资工厂搬迁到中国中部或东南亚地区。其中一些工厂离开时没有发放遣散费或养老金，违反了中国法律。中国劳工通讯的资料显示，去年，该省平均每天就会发生超过一起劳动纠纷。
在中国的每个地区，都有抗议活动发生，其中以制造业和建筑业最为突出，占所有抗议活动的三分之二。
去年的大多数抗议活动针对的是私人雇主。但上周，黑龙江省中俄边境附近的采矿城市双鸭山发生的抗议游行显示，如果习近平继续通过控制国有行业来推行经济转型，抗议活动有可能蔓延到国企。
双鸭山的矿工等人走上街头，抗议龙煤集团拖欠工资。事件的导火索是，在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黑龙江省省长以龙煤集团为例，讲述国有企业如何可以在不伤害员工的情况下进行重组。
龙煤集团去年9月表示，计划在42个矿区裁减10万名员工，减少40%左右的劳动力。
尽管不满情绪正在加深，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全国性的劳工运动。当局严防死守，阻止劳动者联合起来。
政府禁止劳动者组建独立的工会，规定他们只能加入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组织理论上应该对劳动纠纷进行调解，但管理层通常会对参与谈判的员工进行挑选。
当局还对社交媒体进行钳制，封禁劳工活动人士的帐号，删除罢工活动的新闻报道，并监控聊天论坛，寻找集体行动的迹象。
近年来，一大批非营利劳工权益团体力图帮助劳动者进行合同谈判，在罢工过程中保持团结。当局大多数时候对他们持宽容态度，有时还会视之为执行劳动法的盟友。
然而，随着工人抗议活动变得日益频繁、浩大而严密，国家安全部门收紧了控制。去年12月，当局逮捕了中国著名的劳动活动组织者曾飞洋，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同期还有其他三名维权人士被带走。
曾飞洋现年41岁，成功组织过多起针对广东知名工厂和国有企业的行动，并培养了一代劳工活动人士。他被捕后，官方新闻媒体开始对他进行抹黑，说他嫖娼、窃取工人报酬，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
在采访中，几名活动人士表示，他们躲藏了起来，没有接新的案子。曾飞洋在这里开办的服务中心，曾经是劳工聚会的热闹场所，现在变得空荡荡的，前门上方有一个新装的安全摄像头。
附近城市深圳的劳工活动人士吴贵军表示，他已经开始警告工人不要游行，因为担心他们也可能会被抓走。
“环境不同了，”他说。“我们需要时间来成长，不能死在摇篮里。必须改变策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