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这一周，北京奥运会通过电视屏幕传播到全球。
在中国国内对这场奥运会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中国人准备迎接的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中央王国”瞄准宇宙中心的回归。
至少在当时感觉如此。
在筹备奥运的几年间，这个国家有一种气势，好像没有什么是这里无法实现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力，媒体开始挖掘调查报导，成千上万的穷人终于有能力购买电子产品，酒吧和餐厅里24小时弥漫着享乐主义的诱惑。
“每天晚上都有派对，我感觉是这样的，”45岁的建筑师董灏笑着说。
“整个城市，全国上下，不仅变得好玩了，很多事情也变得有可能了。一切都变得更包容、更自由。”
董灏是北京人，曾在纽约读书。2005年以前，你可能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会在海外工作，但受奥运会前的潜力吸引，他选择回国。
毕竟他是一个建筑师，而北京则有一阵建筑热潮。伴随奥运会一步步临近，各种大型建筑正以惊人的速度、让人赞叹的建筑物一座座拔地而起。
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南站、国家大剧院、水立方、当然还有奥运会主场馆鸟巢……起起起！
“所有人都想要刺激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刺激，”董灏说。
“有可能不实用，有可能不必要，但这都没关系，我们要有！”
董灏表示，一部分由奥运前的狂热带来的独特机遇可能已经湮灭，但现在人们会对过程给予更多关注。
“现在的市场和客户更加成熟。”
董灏补充道，自从见过中央电视台（CCTV）的建筑后，中国人已经很难对其他设计赞叹不已了。
当时在央视大楼施工现场，两座巨型塔不断变高，在高空中以看似不可能的方式对接，我还记得它们最初是由一张巨大的网拼接在一起的。沿着那张网，你可以看到有中国工人在高空中从一端爬到另一端。
这场景看上去很可怕。
在北京建筑奇迹加速的同时，关于施工事故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不过这些建筑肯定为曾经贫穷的农民们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
盖房子和拆房子
在当时的北京，有许许多多工人住在工地的宿舍，由于这个群体太过庞大，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曾经住在这种地方。
去年北京市政府开展了一次针对”低端人口”的拆除运动。穷人居住的郊区被夷为平地，他们工作的许多小企业也都消失了。
但也有一些住在北京市区外的劳动者仍在坚守。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孙景苏在奥运会前从河南来到北京。他现在仍在北京，在鸟巢旁边铺水泥。
“现在活儿没有以前多了，”他说。“以前盖楼房的活儿多，现在都是小活儿，基本上楼房已经饱和了。”
“我不知道，”当我问他个人的未来打算时，他这么回答。
“未来肯定是向农村发展。”
除了找工作，体力劳动者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有经济承担能力。
孙景苏自豪地告诉我，他每天收入超过200元人民币。这比同类工作的平均工资要高，但同时，在北京有的人一顿午餐就能花掉这些钱。
沿着同一条路多走几步，可以看到魏旭方正在卖水果。
她来自山西，15岁那年她在家收看了奥运会。魏旭方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对未来跟10年前一样乐观。
她说，你只需要看看这座城市的街景，就可以欣赏到奥运遗产。“北京是环境很好、特别干净的一座城市，总是有人打扫。”
不仅仅是体育
人们原本期待，奥运会可以让中国老百姓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电视上播放着大量健身节目，大众被鼓励积极参加更多体育活动。
但有人说，这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不能说奥运会给孩子们参与体育有巨大影响，”青少年足球教练姚立伟说，“世界杯的影响更大。”
这位前足球运动员还认为，奥运会之后，中国整体的体育表现并未得到改善。
然而，北京奥运会不仅仅事关体育。
1989年天安门广场流血冲突后，北京曾经尝试申办奥运会，但没有成功。为了确保得到这个机会，北京必须做出一些保证。
有官员表示，他们将在奥运期间允许划出特定的示威地点。但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没有遵守这个承诺。
尽管有所谓的“示威专区”，但需要提前申请，得到许可后方能使用。这种规定使得这些专区永远不可能起到实际性作用。
奥运会期间，针对外国媒体的规定也有变化，记者们可以自由前往其他地区，不需经过地方党员干部允许。
中国媒体仍受国家管控，但开始可以做更多真正的报导。比如，有一家电视台记者卧底采访，揭露了一个廉价使用童工的砖窑，其中许多人是被绑架的。
然而前记者陈婉雯表示，这远远不能被称作黄金时代。
“尽管当局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放宽了对媒体的规定，但对国内媒体的控制仍然很严，”她说。
这位前香港记者表示，现在情况之所以看上去更加糟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审查方面更得心应手了。
陈婉雯说，在2008年，当局的手段“没有那么复杂，有一些漏洞可以钻”，“现在的控制更加严格，效率更高，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层面都有技术推动监控系统发展。”
“有人在监视你”
相比起十年前更自由的那段时期，曾经活跃的艺术圈也受到了审查的打击。
“就像当时许多中国人一样，我希望中国人可以有更好的机会了解世界，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艺术家郭健说。
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后，满怀对奥运前对祖国的憧憬，他回到中国。
“我认为我们将逐步走向法治社会，我们将再次看到政治改革，中国将拥抱世界。”
但在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郭健也看到了自由的消失。
“网络自由度比较低，有人在监视你，”他说。
“我被告知不要做任何过于挑衅的展览，不要跟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说话。”
郭健持有澳大利亚护照，他一度想要放弃这个身份，以降低当局不满，平衡自己的艺术表达。
但当他计划用腐烂的肉覆盖天安门广场的立体模型，很明显是在映射1989年的镇压行动时，中国官员觉得他已经过线了。
2014年，郭健被驱逐出境。
“我希望中国能有更好的未来，”他说。“从政府层面来讲，我对现在和未来都不太乐观。”
“然而中国人正在觉醒。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给我们灌输的所有梦想都是废话。”
“北京变美了”
有人权组织表示：中国有许多律师被关押；在新疆西部，有大量新建的“劳改”营地，这是中国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行动的一部分；官方的人脸识别监控技术呈爆炸式发展……这个清单还有很多很多。
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对他们没有任何触动。
鸟巢内，80岁的聪瑞英满脸笑容。她和家人一起，从江苏来到了首都。
这些天，一场夜间灯光秀在鸟巢上演，让人重温奥运时的音乐，让奥运时的感觉重现。对于每天涌入北京的成千上万中国游客来说，奥运场馆区是必游景点。
2008年时，聪瑞英没有机会来到这里，现在终于来了，她十分兴奋。
“很好看，”各色灯光汇聚之下，她说。
我问道，她是怎么看北京的。
“变美了，好多了。”
她更喜欢今天的中国还是2008年的中国？她微笑着，有点笑出声，看着我，好像我问出这种问题有点无厘头。
“比以前好是肯定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