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国博客:十年之后,北京奥运梦想是否已成真

10年前的这一周,北京奥运会通过电视屏幕传播到全球。

在中国国内对这场奥运会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中国人准备迎接的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中央王国”瞄准宇宙中心的回归。
至少在当时感觉如此。
在筹备奥运的几年间,这个国家有一种气势,好像没有什么是这里无法实现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力,媒体开始挖掘调查报导,成千上万的穷人终于有能力购买电子产品,酒吧和餐厅里24小时弥漫着享乐主义的诱惑。
“每天晚上都有派对,我感觉是这样的,”45岁的建筑师董灏笑着说。
“整个城市,全国上下,不仅变得好玩了,很多事情也变得有可能了。一切都变得更包容、更自由。”
董灏是北京人,曾在纽约读书。2005年以前,你可能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会在海外工作,但受奥运会前的潜力吸引,他选择回国。
毕竟他是一个建筑师,而北京则有一阵建筑热潮。伴随奥运会一步步临近,各种大型建筑正以惊人的速度、让人赞叹的建筑物一座座拔地而起。
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南站、国家大剧院、水立方、当然还有奥运会主场馆鸟巢……起起起!
“所有人都想要刺激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刺激,”董灏说。
“有可能不实用,有可能不必要,但这都没关系,我们要有!”
董灏表示,一部分由奥运前的狂热带来的独特机遇可能已经湮灭,但现在人们会对过程给予更多关注。
“现在的市场和客户更加成熟。”
董灏补充道,自从见过中央电视台(CCTV)的建筑后,中国人已经很难对其他设计赞叹不已了。
当时在央视大楼施工现场,两座巨型塔不断变高,在高空中以看似不可能的方式对接,我还记得它们最初是由一张巨大的网拼接在一起的。沿着那张网,你可以看到有中国工人在高空中从一端爬到另一端。
这场景看上去很可怕。
在北京建筑奇迹加速的同时,关于施工事故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不过这些建筑肯定为曾经贫穷的农民们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

盖房子和拆房子

在当时的北京,有许许多多工人住在工地的宿舍,由于这个群体太过庞大,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曾经住在这种地方。
去年北京市政府开展了一次针对”低端人口”的拆除运动。穷人居住的郊区被夷为平地,他们工作的许多小企业也都消失了。
但也有一些住在北京市区外的劳动者仍在坚守。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孙景苏在奥运会前从河南来到北京。他现在仍在北京,在鸟巢旁边铺水泥。
“现在活儿没有以前多了,”他说。“以前盖楼房的活儿多,现在都是小活儿,基本上楼房已经饱和了。”
“我不知道,”当我问他个人的未来打算时,他这么回答。
“未来肯定是向农村发展。”
除了找工作,体力劳动者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有经济承担能力。
孙景苏自豪地告诉我,他每天收入超过200元人民币。这比同类工作的平均工资要高,但同时,在北京有的人一顿午餐就能花掉这些钱。
沿着同一条路多走几步,可以看到魏旭方正在卖水果。
她来自山西,15岁那年她在家收看了奥运会。魏旭方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对未来跟10年前一样乐观。
她说,你只需要看看这座城市的街景,就可以欣赏到奥运遗产。“北京是环境很好、特别干净的一座城市,总是有人打扫。”

不仅仅是体育

人们原本期待,奥运会可以让中国老百姓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电视上播放着大量健身节目,大众被鼓励积极参加更多体育活动。
但有人说,这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不能说奥运会给孩子们参与体育有巨大影响,”青少年足球教练姚立伟说,“世界杯的影响更大。”
这位前足球运动员还认为,奥运会之后,中国整体的体育表现并未得到改善。
然而,北京奥运会不仅仅事关体育。
1989年天安门广场流血冲突后,北京曾经尝试申办奥运会,但没有成功。为了确保得到这个机会,北京必须做出一些保证。
有官员表示,他们将在奥运期间允许划出特定的示威地点。但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没有遵守这个承诺。
尽管有所谓的“示威专区”,但需要提前申请,得到许可后方能使用。这种规定使得这些专区永远不可能起到实际性作用。
奥运会期间,针对外国媒体的规定也有变化,记者们可以自由前往其他地区,不需经过地方党员干部允许。
中国媒体仍受国家管控,但开始可以做更多真正的报导。比如,有一家电视台记者卧底采访,揭露了一个廉价使用童工的砖窑,其中许多人是被绑架的。
然而前记者陈婉雯表示,这远远不能被称作黄金时代。
“尽管当局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放宽了对媒体的规定,但对国内媒体的控制仍然很严,”她说。
这位前香港记者表示,现在情况之所以看上去更加糟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审查方面更得心应手了。
陈婉雯说,在2008年,当局的手段“没有那么复杂,有一些漏洞可以钻”,“现在的控制更加严格,效率更高,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层面都有技术推动监控系统发展。”

“有人在监视你”

相比起十年前更自由的那段时期,曾经活跃的艺术圈也受到了审查的打击。
“就像当时许多中国人一样,我希望中国人可以有更好的机会了解世界,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艺术家郭健说。
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后,满怀对奥运前对祖国的憧憬,他回到中国。
“我认为我们将逐步走向法治社会,我们将再次看到政治改革,中国将拥抱世界。”
但在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郭健也看到了自由的消失。
“网络自由度比较低,有人在监视你,”他说。
“我被告知不要做任何过于挑衅的展览,不要跟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说话。”
郭健持有澳大利亚护照,他一度想要放弃这个身份,以降低当局不满,平衡自己的艺术表达。
但当他计划用腐烂的肉覆盖天安门广场的立体模型,很明显是在映射1989年的镇压行动时,中国官员觉得他已经过线了。
2014年,郭健被驱逐出境。
“我希望中国能有更好的未来,”他说。“从政府层面来讲,我对现在和未来都不太乐观。”
“然而中国人正在觉醒。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给我们灌输的所有梦想都是废话。”

“北京变美了”

有人权组织表示:中国有许多律师被关押;在新疆西部,有大量新建的“劳改”营地,这是中国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行动的一部分;官方的人脸识别监控技术呈爆炸式发展……这个清单还有很多很多。
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对他们没有任何触动。
鸟巢内,80岁的聪瑞英满脸笑容。她和家人一起,从江苏来到了首都。
这些天,一场夜间灯光秀在鸟巢上演,让人重温奥运时的音乐,让奥运时的感觉重现。对于每天涌入北京的成千上万中国游客来说,奥运场馆区是必游景点。
2008年时,聪瑞英没有机会来到这里,现在终于来了,她十分兴奋。
“很好看,”各色灯光汇聚之下,她说。
我问道,她是怎么看北京的。
“变美了,好多了。”
她更喜欢今天的中国还是2008年的中国?她微笑着,有点笑出声,看着我,好像我问出这种问题有点无厘头。
“比以前好是肯定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