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年前，在又一个新世纪的转折点上，中日社会呈现的气象和风貌，迥乎不同。
明治维新32年之后，日本朝气蓬勃，经济繁荣，工厂林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也就在这一年，福泽谕吉完成了回忆录。回顾一生，这个终其一生以启蒙为己任、“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的66岁老人甚感欣慰，了无遗憾。
也许是天意，就在这一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那些来自贫困闭塞鲁西北农村的“爱国者”们，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在满清实权人物慈禧暧昧不明有意无意或明或暗首鼠两端的态度之下，“奉旨排外”，“扶清灭洋”，极端仇视洋人，仇视一切与洋人有任何瓜葛的事物，并把积蓄压抑多年的对现实社会不满和愤懑的怒火撒向与自己一样卑微可怜的同胞。
福泽谕吉在回忆录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问题来了，有朝一日，推翻满清之后，中国能否像日本明治维新那么成功？
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很清楚。”
118年前义和团的残暴事实，反而成为福泽渝吉观点的一个反证，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什么，中国人自己压根一点也不清楚。
义和团，反而就像被慈禧有意无意打开了的潘多拉之盒，成为百年中国延续至今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为百年国难的始作俑者。当年“奉旨排外”的义和团木偶戏隔三差五的就会上演一番丛林社会的野蛮法则。
1897年发生在山东的“曹州教案”，导致德国以此为借口占领了胶州湾（青岛），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对满清政府要求继承德国原先在山东的所有权益，，由此引发“五四运动”，其祸福之果，迄今众说纷纭。
因为118年前义和团的“奉旨排外”，“扶清灭洋”，导致北中国京津冀晋四地区大约十万中国教民和数百西方传教士被虐杀。西方八国组成临时联军，保护侨民。慈禧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担心数十万在帝都的义和团起事，悍然与八国宣战，趁机借刀杀义和团。《辛丑条约》后，其他列强遵守诺言退兵，唯独俄罗斯背信弃义，毁约占了东三省。1904年，在满清默许之下（借日驱俄），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以巨大的牺牲将俄罗斯赶出东三省。作为补偿，满清将满蒙铁路的经营权和旅顺大连的使用权租借给日本。1930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一改其父与日本若即若离的相互亲善利用关系，与老蒋合作想撕毁当初满清的协议，收回路权。导致双方摩擦升级，直接爆发九·一八事变，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盖其肇因，义和团实为始作俑者。
虽然最早是由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汉裔旗人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算是由官方给原本帮派会道教门色彩浓厚的“义和拳”钦定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义和团”，但真正对义和拳诠释到位的还是非英国人莫属。
英驻满清公使窦纳乐在1900年1月向英国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时说：“Boxers（拳手）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义”），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
如果说慈禧是默许义和团泛滥成灾如火如荼的最高幕后人，那么毓贤则是以权力的实际行动支持放纵义和团胡作非为的第一人。其人生性残酷嗜杀，曾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是极端痛恨洋人和教民的高层官员，也因此极获慈禧的欣赏，但由于洋人对他在山东的作法不满，慈禧便把他调离山东，他回京觐见慈禧时，慈禧竟颁赏给他亲自写的“福”字以示鼓励，不久便把他任命为山西巡抚，他走到哪里，就将义和团的烽火点燃到哪里，山西义和团的暴行非一般的惨烈，罄竹难书。
118年前的1900年5月27日至6月初，一举拥入北京的各地各类义和团员就有20万人。因为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理念，也没有众望所归的首领，在这种一窝蜂似的情况下，清廷决定让庆亲王载勋任总司令，刚毅统率所有的义和团部队。就知道见一个洋人杀一个的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开始了疯狂的杀戮行动。为彻底杀掉在京居住的所有洋人，当时他们到处张贴满清政府的悬赏广告“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不仅大批虐杀洋人，对朝廷内部反对义和团，进行对外战争的人，也相继在这场排外旋风中被诛杀。
在这场巨大的混乱当中，还有许多人在浑水摸鱼，充分利用义和团镇压原先的对手仇家。不论是谁，只要给他扣上“教民”的标签，义和团马上就会让其人头落地。尤其是那些曾经主张洋务派的人们，因为与“洋”字沾点边，基本上全部受到清洗。最极端的时候，连七老八十的退休高官徐桐也不放过，拖出来批斗一顿，义和团甚至冲入紫禁城要杀了主张维新变法的光绪帝（被慈禧骂了回去），还有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和庆亲王。
义和团的杀戮的主战场主要在北京和直隶，其次是在山西。而在山西的杀戮又基本上是以官兵为主、义和团为辅。
出身底层，地位卑微，愚昧无知的义和团们为什么会如此暴虐和残忍呢？按照王学泰先生的观点，义和团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游民。
游民性格有四：
一、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乱世出英雄”，希望天下大乱，才能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
二、具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该出手时就出手”，具有强烈的草莽江湖色彩。
三，只论敌我不论是非。游民要在动荡的社会里争夺属于自己的利益，或是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时，往往要跟自己相似命运的人结成同伙，才更胆大敢干。游民最简单的结合就是《三国志演义》中“桃园三结义”，或是秘密帮会。
四、趋向返回原始野蛮的极端主义。游民在社会中没有了角色位置，更缺少社会的尊重与监督，就不需要社会文明的规范，从而表现出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毫不掩饰地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常常把传统文化非规范的一面推到极端。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WG。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于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走向神坛，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义和团本身就是一帮愚昧野蛮无知者无畏的乌合之众，其组成成分都是那些游离于正常社会的混混和游手好闲的游民，或者是一无所有赤贫如洗铤而走险的流民。
义和团虽然貌似愚昧无知，却与身俱来有着中国式农民和游民的狡黠骑墙。他们在与满清政府各级官员的不断接触互动中很快明白：清廷里那些脑子极端保守僵化严重排外的官员就是他们最好的利用对象，要利用那些官员就必须纳上投名状。现实社会的投名状就是那些来中国传教的各种洋人和那些纯朴信仰的同胞——基督教教民。义和团毫不留情地向这两类人举起屠刀就是毫无悬念的事了。
这两类投名状中，哪一类人更容易被义和团下手更容易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不用脑子想就秒懂，更何况义和团里那些所谓见过黑白二道世面的大师兄二师兄了。他们振臂一呼，最倒霉的就是那些纯朴而有虔诚信仰以为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老弱妇幼的教民。还有那些深入各地分散各地传教行医经商的洋人（老弱妇幼）。
事实上，当时在北中国深入各地分散各地传教行医经商的洋人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集中在北方各地的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的各国大使馆和洋人聚居区。义和团想拿他们下手，困难和阻力较之于向自己的信教同胞（老弱妇幼）下手不知道大多少倍。
所以义和团貌似人数虽然众多（更多是盲从和裹挟混口饭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的人），自我吹嘘得厉害，事实上根本不堪一击不堪一战。但因为有了清廷高层、有了那些思想极端保守僵化极端排外的各级官员的默许和支持，胆子自然非一般的大，杀戮自己的同胞就是分分钟的事，顺便砸烂孤独无依的小教堂和小医院，杀戮了那些零散的洋人，也算是为他们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幌子变得更“自信”和更“勇敢”一点，自我意淫更充分一点涂抹上了愚昧血腥野蛮的色彩。
118年后的今天，重温先贤们痛心疾首的反思和呼吁，更是一点也不过时！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云：
“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陈独秀在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并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遵循普世价值的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政教合一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编者：然而义和团的天灵灵和地灵灵的信神，并非真正的信仰而是借用神明的名义的怪历乱神。朝廷在背后的支持和游民的人性的诡诈和胡作非为才是真正支撑这个运动的基础。这不能导致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辩证。他们只是借用了神的名号。在科学的名号下作恶难道就没有可能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