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生活的这八年，常有人说他们感觉自己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没有话语权。对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2015年春，当由牧民改行开店的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来到我在北京的公寓时，我自然想听听他的故事。
他告诉我，中国当局正在慢慢地消除青藏高原上的学校和商业领域中的藏语。扎西文色认为，禁止藏语学习是有违中国宪法的。
我了解到，《纽约时报》并不是扎西文色反映这个问题的第一站。中国国有媒体对他不予理会。而在几年前，中国当局曾因他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短期拘留了他。外国媒体是他逼不得已的最后一个发声途径。
上个星期，距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扎西文色因“煽动分裂国家”出庭受审，这个刑事指控基本上指的是寻求脱离中国的统治。目前尚无判决结果，但该罪名可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对于那些指望会宣判无罪的人，需要注意到中国法院的定罪率是99%。）
但现在看来，他的罪行是源于与我的交谈。
2015年，在认识了扎西文色之后，我为时报制作了一个9分钟的影片，讲的是他向中国中央政府和国有媒体反映西藏教育问题时所做的努力。上周，法庭播放了这部纪录片，以此作为扎西文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的主要证据。
他们把我的影片用作扎西文色的不利证据，这触及到一个困扰许多外国记者的棘手问题：我们的工作旨在让无法发声的人发声，向掌握权力的人问责，然而当它最终使报道对象承担了风险或置身于危险之中，我们能否于心无愧呢？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之前，我和时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黄安伟(Edward Wong)用了很多时间与扎西文色谈在视频中出现将要承担的风险。
扎西文色认为，如果人们看不到他，就不会相信他的故事。我同意，这样的话影响力会有所不同。他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我相信，应该给他一个中国政府和媒体拒绝给予的媒介。他相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人听到他的声音。
但对他来说，发声是要付出代价的。
2016年年初，扎西文色——他特意告诉过我，他并不主张西藏独立——被带走并秘密拘押，接连数月不得联系律师或家属。他接受了持续的审讯。他在监狱里等了两年，被禁止发表言论。
但在他的斗争下，一个长久以来被新闻疲劳困扰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希望：国际社会开始为扎西文色和他的案件发声。
联合国官员、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美国笔会(PEN America)以及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均就此事公开批评了中国政府。去年3月，欧盟和德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上对扎西文色被捕表示担忧。他的案件已被世界各地无数个出版物报道，而他的被捕也使他从一个教育程度只到小学五年级的普通商贩变成了正义和压迫的文化偶像。
扎西文色的一位律师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玉树的居民称扎西文色“给当地的藏民带来了巨大影响”并且“人们都很钦佩他。”
“西藏国际网”(The 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授予扎西文色“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勇气勋章”，表彰他“推进西藏人权和公平的勇气和奉献。”
与此同时，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拍了这部影片。我已经回答过了有关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来自西藏倡导组织、记者、学生、新闻自由组织和社交媒体的提问。有人表示批评，说我不该拍。一位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质疑我的行为涉及“暴露了一个因民族身份而处境危险的人”。
我自己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些挣扎。我在想：我们对西藏人权的讨论，比一个人十年的自由更重要吗？扎西文色被捕最终会推动他的事业吗？
这些问题很重要，也很难回答。虽然我没有确切答案，但我知道一点：扎西文色和他的担忧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的认识。周一在纽约，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领馆门口，要求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有语言权——并释放扎西文色。伦敦也有类似的集会。澳大利亚一名政治漫画家借波普艺术传达了他的信息。终于，扎西文色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共鸣。
并且我知道，扎西文色也问过自己这类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语言权是人权，既受中国宪法也受国际人权法的保护，而保护自己的文化是他的责任，不论需要付出多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