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不同场合对“计划经济”的褒扬，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再次被翻出并成为舆论热点。当然，马云口中的“计划经济”并不是中国大陆从1958年以降30多年的实践，而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原先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将变得可计划、可预判，让市场变的“更加聪明”，是一种“新概念计划经济”。
自2015年9月提出这个观点以来，马云数次在公开场合宣讲自己的理念，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5月26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虽然表达上有些改进，但仍坚持大数据优化计划经济的立场不动摇。
群起而攻之
伴随着马云一路的鼓与呼，是大陆主流经济学家的一致批判：
钱颖一从历史出发，认为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这个实验完全归于失败，中国经济的成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突出例子；
吴敬琏从理论的角度，指出东欧经济学曾一直致力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而东欧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
张维迎则站在现实层面，表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而不是企业家的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张维迎的最后一句话，马云有可能是认同的，他曾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揶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干的活儿是试图从“昨天”中提炼出某种模型，而企业家是面向“明天”的。如果只听经济学家说的话，一半的企业家都会死掉。
假如讨论只限于经济层面，马云推崇的“大数据计划经济”不会成为公共话题。那些将讨论推到大众面前的力量，是来自政治层面的批判。
大陆独立学者荣剑认为，经济学家们的反驳“并没有切中马云的要害”，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而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与其紧密相连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所以，“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的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
原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的更加明确，“计划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属性必然是极权控制，极权统治。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权力全面控制，民众没有权利。”
至此，这场争论已经不是“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而是市场经济与“国家主义经济”之争，背后甚至有自由价值与极权统治对立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左派学者（很多人更习惯称之为“毛左”）中的知名人物张宏良曾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出过与马云极其相似的观点。在他的理想宏图中，未来世界不仅需要大数据支撑的计划经济，同样需要“发动群众”、“加强中央集权”等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制度安排。不过，他与马云之间是否存在谁借鉴谁的联系，无从考证。
巧合的是，张宏良自称经常与他“交火”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也有对马云的批判，认为所谓的“新计划经济”并不能消解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权力垄断，从而也就不能解决“旧计划经济”的一切老问题，大数据“反而可能助长权力之恶”。
政治学者杨百揆也表示，“计划经济就是打着‘科学’旗号的现代奴役制”。普通网友当中大多也对马云的说法持否定态度：“政府管理经济的‘有形之手’时常沦为闲不住、管不住的‘咸猪手’，任何试图回归‘权力决定经济’时代的梦想，都必然引发灾难。”
其实你不懂马云的心？
不过，舆论中也不尽是一种声音。有大陆评论者日前发文表示，反对者们共同形成的观点是，马云是要为计划经济站台，“是要回归国家主义的经济轨道”。但“即使是最坚定的市场派，也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的行政计划在资源配置、生产安排中起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
从技术角度来看，马云对计划经济的肯定，“不是要回到已经被证明失败的、指向乌托邦的计划经济，而是对大数据洞察的需求加以更明确的管理，从而将消费市场获得的人的习惯，反馈到生产的前端，提供计划的可预测性——而这一点，不正是所有企业孜孜以求的吗？”
马云之所以敢说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话题，“是因为他对互联网经济、以及新经济状态下人的行为有着全盘掌控的自信”。即使这种自信过了头，最多也只是与他“一直要重新定义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雄心勃勃一脉相承。
更何况，“中国的市场与计划经济从来不符合教科书的定义”。马云“也许没有丰富的经济学理论，他对市场与计划的了解全凭实操获得”。
这话说的不无道理。马云从一无所有到电商巨头，的确是“坐拥市场经济的红利”。所以在市场派看来，他居然会为计划经济“辩护”，并使用大数据作为证据，来验证市场的失灵，简直就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加之自由主义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界与学界近乎于一种“政治正确”，当然是不黑你黑谁。
但也应该看到，马云从中国首富到中国经济标志性人物的跨越，恐怕并非一己之力。随习近平出访美国、英国，李克强在“双十一”当晚打来祝贺电话，数次赴中南海参加座谈会，频频在新闻联播中露面，被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夸赞为“令人振奋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形象的闪亮名片”……马云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生赢家”，而是“中南海红人”。
可以说，现实中马云的成功，远比理论复杂的多，“单单一个市场经济恐怕不能言尽，这是马云的复杂之处”。批评者与马云之间，用上述大陆评论者的话说，“可能相互误解得太深”。
争论背后
有一种哲学观点认为“所有的争论都是徒劳的”，但即使马云被“误解”，这场争辩还是带出了深藏在中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疑惑、恐惧和担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究竟何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是不是被矮化了？
特别是由曾在纳斯达克敲钟的马云来重新解释计划与市场，不仅容易让人疑窦丛生，还会对马云的政治立场有所联想。荣剑断言，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能否摸到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尚未可知，但他一定是已经摸到政府的有形之手”，“马云认为通过大数据，他既可以干企业的活，也可以干政府的活，还可以干经济学家的活”，“他真的成了一个超人”。
因此，马云看好的新计划经济，“仅仅是基于对数据化管理的信念”，还是“有更深层的利益考量”，不仅是悬在马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某种群体焦虑。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成绩巨大，问题也不少。对于问题的来源，多数人形成的共识是，“市场经济在缺失法治的条件下向权贵经济的转化”。而相当一部分权贵经济正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变异而来，又通过市场的“合法”渠道将手中掌握的垄断资源变现。
根据大陆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北京时间6月20的推文，习近平本人曾有一段“警惕权力的游戏”的论述：“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
近半年来不断在推特“爆勐料”的流亡商人郭文贵，刚刚被带走调查的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晖，皆是现实中的“权贵”典型。而根据大陆官媒对金融反腐的说法，“好戏还在后头”，这在展露决心的同时，也相当于承认了中国存在一张长长的权贵名单。
另一方面，尽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写进了《决议》，但人们在现实中还是嗅到了改革的艰难。
谨就中国股市来说，刘士余在2016年年底履新中国证监会主席后，开始推行他一直以来所倡导的“降低IPO门槛”的改革措施。然而由于股市的大跌，从业者与股民似乎都忘了这一措施对消解“壳资源”、挤出估值虚高泡沫的作用，反而怪罪证监会“工作不力”；拥有相当话语权的韩志国等经济学家，也痛批“滥发新股”对大盘的“祸害”。
刘士余随后专程请韩志国“讨教”，并放缓了IPO速度。股市也随之回稳，算是对刘士余“从善如流”的肯定。但在更多的市场派看来，韩志国等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证监会的“妥协”，让中国金融改革在“企业自由融资，投资者自行判断，证监会只管监督”的正确道路上停下了脚步。
连《人民日报》也在不久前发文，称股市大跌让证监会来背锅并不合理；其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也曾暗示，在对证监会喊打喊杀的队伍当中，除了自身利益受损的散户股民，多的是那些被改革措施动了奶酪的权贵。
有了这些作为背景，马云作为中国经济的头面人物高喊“新计划经济”，无疑放大了人们的焦虑。更有学者在社交媒体上指出，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娟也在近期谈及了大数据与计划管理的关系。不过，这一消息目前还无法在公开报道中得到证实。
有人说马云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自比侠客，“常作惊人语录”是他的风格。也有人说马云“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在商言商，所谓“大数据使计划与预判成为可能”只是出于事实判断，并且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而那些“期待马云有更多担当”的学者与网友们则是出于另一个层面的价值判断。
况且，中国经济的主流究竟是计划还是市场，马云说了不算。“他鼓吹的那些、他的柔软身段源自坚硬现实”。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存在国家主义这条道路，如果真的存在计划经济的回潮，“那也不是马云造成的”，他无非是“更圆润地踏入这条道路”，同时“提醒人们要有现实感”。
或许这不一定是客观事实，但的确是不少中国人心中存在于道路前方的混沌，辐射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波段。五个月之后的中共十九大，能驱散这无形的迷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