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案”中国社会转型的“基层瓶颈”

目前,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仍在发酵,此案牵扯出的高利贷、基层行政黑化、警方不作为等问题,这不禁让人思考,中国在发展中,究竟忽视了什么问题?

人们说,“郡县治,天下安”,这在中国政治中,地方治理,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如何有效加强地方治理,这对中共统治合法性来说,是一重大考验。此次问题,发生在一个地级市,属于地方社会的一部分。今天,检验中国政府统治是否稳固,很大程度要看中央精神是否在地级市以下行政机构得到贯彻执行。

现在,中国政治究竟应该做什么?此案本身,尚有许多细节,有关报道并未透露,但案件反映的地方政权、基层治理弱化问题,不可忽视。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重大政治目标,总能如期完成。但是,在这种强大政治执行力的背后,是地方组织统治能力的日益弱化。仔细观察地方,可发现地方利益、基层利益盘根错节,人事关系复杂陈腐。读毛泽东早期文稿,发现他在100多年前,即曾痛感“大中国”的空疏,而立志建设基层。这种角度,对思考今天中国国情来说,也非常值得参考。

应该说,聊城距离北京不算太远,但就在这样一个地级市,也都存在地方行政、司法的黑化问题。今日中国,与100年的中国比较,基层薄弱问题并未彻底改变。传统中国的地方,富集人才、资金,是中国文明再生产的基地。近代后,这种再生产受破坏,20世纪后半叶,中共在农村社会实施的大规模实验遭到失败,激进的重工业化进程,牺牲了农村、农民、农业。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重建并不顺利。中共对农村社会统治的薄弱,基层社会黑化问题,均是这种失败的后遗症。此前,中国政府曾出台工业反哺农业等政策,但是,基层社会的重建,绝非仅是金钱可以解决,这需要顶层制度设计。

今天中国基层干部,知识结构陈旧,年龄偏高。还有的基层干部,缺乏服务基层、服务民众的热忱。中国乡村、县城,不但缺资金,更缺懂现代社会管理的人。大学毕业生每年有7、8百万,但回归乡村者乃是少数。许多政治精英不屑于基层,而是眼睛向上。

即使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主要干部人选,仍离不开行政意志。各级政府对基层干部的选择,片面强调听话,而忽视民意考量。基层民意无法聚集,这导致许多地方为黑势力控制。这种情况,严重威胁了执政党统治的正统性。怎样才能实现村民自治?怎样才能让村干部为民服务?这要做大量工作,其中之一,还在于人才培养,基层,需要大量懂得现代社会管理的年轻干部。

今年3月,早稻田大学中国校友会在北京成立。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以及许多革命者,都毕业于这所大学。这所大学之所以对中国影响深远,还在于这所大学强调基层社会实践。100多年前,该校创立者曾说,早大要培养两类人,一是权力监督者即媒体人,另一是要培养全日本的村长。在早大创始人看,该大学的使命,就是培养成千上万的基层领袖。在今日中国,是否有一个立志培养全中国村长的大学呢?

基层统治弱化乃至黑化,这对执政党来说,事关生死存亡。只有执政党下决心,才能改变目前这种农村统治乏力局面。20年前,中国尝试推行“村官政策”,这项政策在部分地区取得成果。但这仅是局部经验,远未成为农村建设主流。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应是思考基层建设“顶层设计”的时刻了。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展开一场深刻的基层革命。这是因为,基层势力盘根错节,如果没有一种新力量进来,很难打破旧格局。

也许,中国执政党需要招募一批批有热情、愿献身基层的青年,把他们送入最好的大学。这是关系到执政党合法性的一场斗争。正如哈佛大学等名校培养治理美国精英一样,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应培养治理中国基层的精英。今天的基层建设,应是执政党人才战略、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础。

今年,是俄国革命100周年。人们正从各种角度反思那场革命。此前中共曾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也有“与时俱进”,超越斯大林型政党的思考。但是,如何将“代表”从媒体层面扩展到行动层面,这需要崭新的理论指导、行动指南。前苏联后期,党内出现沉重的暮气,严重损害了党的代表性。如何避免党沦落成为老人党,恢复、重建革命党时代的革命精神,这对中共是一个重大挑战。在转型期,中共党员日益“隐形”,但是,一个党,如果不能让民众看到他们为公共利益奋斗,为人民服务,那就很危险。对中共来说,如何把“政治口号”转变为“政治行动”,是关系到党能否称为人民的党的关键。为此,党需要吸收千百万有为青年加入自己的队伍。要让中国民众,到处看到中共党员在“为人民服务”。在新时代,党只有以真诚的行动、信仰、自我牺牲,才能重新换取人民的认可,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聊城案说明,中国现代化遭遇“基层瓶颈”,中国正在下一个高层次社会的门前徘徊。中国民众对该案处理的议论,表明他们对正义、公正的期盼,对建设“更好的中国”的美好愿望。珍惜、重视民众这种参与热情,修正司法错误,中国就可能距“更好的中国”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