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基于资源禀赋理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及商品、服务等产出物的跨境流动，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同时，全球化导致国家、区域、企业、个人等主题之间的竞争加剧，给原有经济系统、生产系统乃至生活体系带来结构性变化和冲击。围绕全球化的是非已成为媒体、学术界、产业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的演讲充分肯定了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决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而特朗普新政认为目前的全球化规则促使了大量的产业转移、同时对“不公平”贸易取缔不严，从而导致美国的巨额货物贸易赤字及传统制造业集中地区的就业困境，提出了“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为核心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推动“严格及公平”的贸易等政策措施，这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美国推行“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
确实，从全球制造业产出(附加价值)数据(如图1所示)看，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的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快速下降，2010年让位给中国以后，差距进一步扩大。据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发表的每隔5年数据(按2010美元计算制造业产出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占比扩大、美国占比减少的趋势是一致的。这种趋势反应在贸易上是中国的货物贸易黑字与美国的赤字同步增加。其实，在此期间日本也向兴新国家大量转移生产、本国产出占世界比重快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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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奥巴马政府强化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战略意图。2009年－2013年相继发布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报告、制定了“制造业促进法案”、第二任期又推出了“确保美国在高端制造业主导地位”报告、“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发展规划”等产业/技术政策。而在与重振制造业相关的贸易政策方面，注重服务贸易及新领域的市场开放及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以发挥美国的技术/产业优势。美国推动的TPP规则也反应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意图。随着奥巴马重振制造业及出口倍增计划的落实，如图1所示，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在世界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开始起稳，并由开始出现上升的迹象。这从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近几年止跌气趋稳，维持在12%、货物贸易赤字维持在7,000-7,500亿美元左右的相一致。
如图2所示，与美国制造业在产出方面的止跌起稳同步，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比例的减少速度开始减缓。由于就业形势的好转，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把重振美国制造业的重点放在了能发挥美国技术优势的纳米技术、高端电池、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清洁能源、航空产业、电动汽车等高端制造业上，与制造业产出相比，就业的效果相对落后。但是，与制造业发达国家日本、德国比较，其带动的就业效果也维持在相应的比重范围内。如2014年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产出(附加值)占GDP的比例是12%、19%、23%，而就业占毕分别是9.8%、17.0%、19.4%。制造业就业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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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的起稳除了奥巴马政府的振兴制造业及推动出口倍增政策以外，页岩气产业崛起带来能源成本的下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智能产品及智能制造等技术产业化优势进一步强化、竞争对手国家生产成本（包含能源、运输等隐形成本（hidden cost）的总成本）相对高起等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再则，美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也吸引了大量制造企业贴近消费地设立研发及生产基地，以快速对应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也可以说在消费地生产的“地产地消”策略更加明显。笔者在近期访问底特律时感到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制造业企业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因此，在目前的自由贸易体制下，只要美国继续发挥技术上的优势及强化制造业的内在竞争力，从宏观层面看美国重塑制造业龙头地位的趋势明显。
但是，对重振美国制造业情有独钟的特朗普总统并不在意美国制造业在这种宏观层面的趋势变化，而是把政策优先放在了如何摆脱铁锈地带等传统制造业地区的产业萎缩课题。因此、提出“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原则，必须“恢复国内的工作机会，恢复对边界的控制”。就任总统后已开始落实退出TPP、重启NAFTA谈判、要求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威胁征收高额“边境税”等对外经贸政策，同时开始研究对企业的减税措施及放松经济管制措施等有利提高企业活力的经济政策。笔者观察，特朗普新政与奥巴马政府都重视重振美国制造业，只不过奥巴马政府注重“高端制造业”与“创新”这一政策工具；而特朗普新政注重“传统制造业”的就业效果及作为政策手段的“减税”(降低成本)及贸易政策(限制进口、扩大出口)。因此，从形式上看奥巴马的政策对象易及集中于大企业及硅谷创业企业等“高大上”地区；而特朗普的政策对中小企业及传统制造业地地区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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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坚敏 |
确实，全球化给各国的传统产业集中地区带来了转型“阵痛”，中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大国都面临不同类型的困境，特朗普新政勇于面对前几任政府都无力解决的政策难题值得称赞。同时，在财政困难的背景下提出减税及放松对企业经营管制等市场手段营造“亲商业”的宏观经营环境对其他国家开展结构改革的迟缓行动树起了一根标竿。但是，近示于强制企业投资国内的经营决策恐将带来企业经营责任不清、损害健全的企业治理机制，影响企业经营效率的担忧。通过WTO规则取缔“不公平”贸易无可非议，但过度的贸易限制措施无助于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三十多年前美日贸易摩差期间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并没有给美国的纺织、钢铁、汽车业厂家带来竞争力就是先例。重振美国制造业不需要“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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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坚敏 简历
日本富士通总研主席研究员,博士（国际经济法）。1978年就读于中国浙江大学。85年至91年在中国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局工作。92年就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97年取得博士学位。98年进入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有“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日中关系转机”、“华人经济学者看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主要产业和强势企业”、“印度和中国比较”、“韩国企业的竞争力”、“中国网络企业的创新”等出版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