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预计候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将撤销一些金融法规，美国银行类股自大选日以来已大幅上涨。不过至少对于那些大型金融机构来说，监管放松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更严格的借款限制。
特朗普团队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坚称，作为撤销一些监管措施的交换条件，银行业需要保持更高的资本水平，这将加强应对损失的缓冲，但也会限制利润。
自由主义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Mark Calabria称，考虑到特朗普凭藉民粹主义胜选以及共和党人提高资本的呼声，华尔街大银行能否从新政府团队的改革努力中获益还远远不能确定。Mark Calabria曾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主席、亚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士Richard Shelby的顾问。
特朗普提名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的两位前高管负责其经济团队，这可能赋予了华尔街在政府决策方面的强有力话语权。高盛前高管Gary Cohn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负责人，Steven Mnuchin被提名为财政部长。但至少两名被提名为负责银行监督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副主席的候选人都支持更严格的资本规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士Jeb Hensarling的立场也是如此，他明年将负责对2010年的金融改革法《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进行改革。
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大型银行在2008年获得政府救助之前过度融资，它们本该要求维持更多资本。批评人士认为，新的资本要求过于严格，限制了贷款和经济活动。但许多民主党人士和保守派人士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现行规定要求银行满足数个不同的资本要求。其中一项是“杠杆率”(leverage ratio)，即权益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该规定旨在通过限制借款（又称杠杆）降低银行经营失败的几率。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监管机构要求大型银行必须维持至少5%的杠杆率。
一些保守派人士则希望更进一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副董事长Thomas Hoenig赞成将杠杆率的要求提高到10%；他是有望进入美联储任职的人士之一。
另一位有望进入美联储任职的候选人是John Allison，他是BB&T Corp.的前首席执行长和加图研究所前总裁，近期曾与特朗普会面。他在7月份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表示，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 C)的杠杆率应被要求提高到10%，这个提升幅度颇大，因为当时花旗的杠杆率为7.4%。Allison在他2012年出版的有关金融危机的书中称，高盛代表了彻头彻尾的“裙带资本主义”，他还呼吁大型银行杠杆率不得低于20%。
花旗和高盛的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
保守派对杠杆率的关注表明了危机后所推出政策的一种倒退，这些政策根据“风险加权”的复杂公式来制定资本要求，实际上是把不同资产权重的决定权放在了官员的手中，他们根据自己认为的风险水平来调整权重，这反过来给信贷的配置造成很大影响。这一根据瑞士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实施的一项全球性监管协定形成的体系与更加简单的杠杆率形成反差，后者对每种资产一视同仁。
但奥巴马委任的监管机构和大型银行不这么认为，他们更青睐较为谨慎的做法，把分配权重作为降低风险的主要方法，把杠杆率作为一项后备力量。他们称，21世纪的金融问题非常复杂，仅使用杠杆率这一过于粗糙的工具是不够的。
大型银行组织清算所协会(The Clearing House Association)主席Greg Baer已表示，杠杆率就好比给世界上每条路都设置相同的车速限制。
杠杆率上升可能会增加银行的成本。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 Inc., NMR)银行分析师Steven Chubak称，对于华尔街的五大银行来说，到2018年，为达到10%的杠杆率所需增加的额外股本会导致银行平均资本回报率从12%降至7%左右。
巴克莱集团(Barclay PLC, BCS)分析师Jason Goldberg估计，仅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 JPM)一家银行就需要1,070亿美元的额外股本，将比该行目前股本水平高出40%以上。
另一种办法是，银行可以通过缩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来提高杠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