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底的一个周末，被任命为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一周后，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前往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康涅狄格州的乡间别墅，讨论中国问题。
实际上，这更像是一次朝圣：倒转乾坤的先知拜访地缘政治大祭司，当面论证基辛格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已经严重过时了。两个人在阳光房里聊了几个小时，虽然很享受彼此的陪伴，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达成一致。“他对我的分析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班农回忆说，“但他不同意我的结论，因为太简单粗暴了。”
基辛格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说他告诉这位访客，美国和中国必须争取“达成部分合作，而依照通常标准，两国可能被视为敌人。” “他有不同的看法，”基辛格简单地说。
在美中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年后，基辛格和班农可以被视为代表着两极的观点。
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开启了一个与中国接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是一种顽固的信念，即通过贸易和投资使中国摆脱孤立状态，这样会令美国更安全——也许还会令中国更像美国。如今，那个时代似乎已经结束，变成了一个更具敌意的时代，其中由班农鼓吹的贸易战开始了，他的观点——美国必须与中国针锋相对——也占据了上风。
从白宫到企业董事会，从学术界到新闻媒体，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恶化到自基辛格的历史性访华以来所未见的程度。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它在美国引起的强烈的不满和不安，导致一些人得出结论，正如最近一本关于美中关系的书的书名所示，两个巨人“注定一战”。
当然，美中关系从18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是有起有落的，当时新英格兰的双桅船首次带着海狸皮和银币航行到中国，开启了一个多世纪的交流，将基督教传教士带到中华帝国，将中国铁路工人带到蛮荒西部。
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然后在冷战期间成为敌人，后来为了孤立苏联，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重新与北京修好。1980年代，邓小平的经济开放带来的希望被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所打破。1990年代，当失控的美国炸弹摧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双方的贸易协议变得紧张。
至少最近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认为工厂关门和工人失业都是中国的错。皮尤全球研究公司(Pew Global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12年，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从正面转为负面，此后一直处于负面状态。现在大约有38%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比2017年的44%有所下降——但这个数字并不比过去五年更糟糕。
然而，目前两国关系的冷淡似乎有所不同，不再是暂时的破裂，更像是一个老牌超级大国面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强大挑战者，正在进行一次深入的重新评估。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但是一直拿不出清晰的目标，也没有明确一个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到目前为止，它的努力显得很零散：贸易关税令北京陷入困境，但也令华尔街陷入困境；面对中国向海外基础设施投放的巨额贷款，美国的外国援助计划相形见绌；有人警告中国干预美国选举，但没有太多证据证明此类活动。
白宫在把敌对姿态输送到华盛顿以外的地方。企业高管指责中国从他们的公司窃取技术。大学教授怀疑部分交换生是间谍。军官设想中国战舰在太平洋航行的情景。
许多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展开合作的美国人原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秩序，会使其在政治和社会上趋向西方。然而，在习近平的强人统治下，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政治自由越来越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多——它对内成为了一个监控国家，对外怀着帝国霸业的野心。中国不仅没有以美国为榜样，反而表现出挑衅的姿态。
“我们怀着善意，愿意相信通过更多的文化交流，更多到访的芭蕾舞团，中国会发生改变，”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H. Schell)说。“但习近平对此关上了大门。他说，‘我们不仅不会往那个方向走，而且现在我们还有自己的模式。’”
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的长期观察者陆克文(Kevin Rudd)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打破了两国在如何处理双边关系上达成的共识。陆克文说，这预示着一个不确定的、几乎可以肯定更为危险的未来。
“你几乎可以听到太平洋中间某个地方传来的撕裂声，”陆克文在一次采访中说。“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修复。”
“心照不宣的盟友”
现实政治推动了基辛格与中国的接触：他和尼克松都认为，这是对苏联的一种制衡。但他们也未能避免美国外交官乌拉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所谓的“喜悦的迷惑”。1973年回到北京开设了联络处后，兴奋的基辛格给尼克松写信说，“现在我们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在美国，中国突然成了时尚。“美国人穿起了中山装，戴上了毛式帽子，用锅炒菜，用筷子吃饭，”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2016年出版的《美丽国度和中央王国》(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central Kingdom)一书中写道。在尼克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华行程结束不久，中国就与得克萨斯州一家公司达成了一项3.92亿美元的协议，在中国建16家化肥厂，这是双方接触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早期征兆。
受两国国内政治的冲击，双边外交关系起伏不定。但太平洋两岸的贸易开始了不间断地上涨。IBM、花旗银行(Citibank)和吉普(Jeep)等公司被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所吸引，这些双方接触的先驱惊叹，商业如此迅速地定义了美中关系。
即使1989年发生了对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这个毁灭性的挫折也未能打断双方的联系。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访北京，防止两国关系脱轨。
2000年3月，在美国打开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出，实现经济一体化是给中国带来自由的最佳方式。他对这种接触的论证之有力，在美国总统中是不常见的，他说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并开放社会。
“中国的经济越自由，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像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他说。“当个体不仅拥有梦想，而且还有能够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就想要更大的发言权。”克林顿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同，这并非没有道理。在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退出了大部分经济领域，鼓励私营企业，欢迎外国投资者。
理查德·尼克森向中国伸出手的决定出于实打实的政治考量。他当时希望能削弱另一个对手苏联。图为1972年，尼克松在长城。尼克松访华25年后，美国贸易代表与中国贸易代表签署了协议。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美中建立起历史上最强大的商业关系：双方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50亿美元激增到2004年的2310亿美元。中国很快就成为了从T恤到玩具、从笔记本电脑到电视机的首选制造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摩托罗拉(Motorola)和其他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为了满足美国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中国仅向沃尔玛超市的出口就已经超过对大多数国家的总出口额。
但到了2006年，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始放缓，并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政策，确立目标，要在传统上属于美国和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一些人已经有了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的看法。
对于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奥巴马要求采取行动，并对两名顾问表达了不满——在克林顿时期跟中国谈判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和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据贝德说，他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让步太多了？”
自那以后，特朗普总统把奥巴马私下的嘲讽变成了一句政治口号。他认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原罪——这是一项有缺陷的协议，令中国获得了从美国公司窃取技术、抢走美国就业岗位的许可证。
但对上世纪90年代负责与北京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来说，中国是否应该被世贸组织接纳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它当然是要加入世贸组织的，”她说。
她认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有经济开放的记录，将中国排除在外是不现实的。它已经大量打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如果不加入世贸组织，它将继续获得收益，同时不必被迫开放自己的市场。
“问题在于，这会是一项实质性的、具有商业意义的交易吗？” 巴尔舍夫斯基说。“我认为试过才知道。”她指出，中国现在从世界上进口的商品比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多。
但中国开放市场的每一步都设置了新的障碍，阻碍外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并为自己的公司提供优势。巴尔舍夫斯基说，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世贸组织成员资格，而是因为美国官员未能利用协议中的工具强迫中国遵守这些条款。
“美国做了正确的事，”她说。“我们只是没有继续做正确的事情。”建交40年后，美国对华态度日益强硬，两国关系似乎已进入更具敌意的时代。这种冷淡关系并非暂时的破裂，更像是一个老牌超级大国对强大挑战者正在进行深入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