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中央和地方的数据经常不一致，这不仅可能招致经济的混乱，还严重损害了中国政策的国际信誉。在习近平政府的领导下，能否改变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阳奉阴违的做法？
中央亲自参与地方政府的统计
要改变的对象是在掌握一国经济动向方面成为主要统计数据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中国，国家整体的GDP由国家统计局统计，而地方GDP由各省政府核算并发布，但地方数值的合计高于全国的情况已经常态化。
中央和地方的数值有出入，使掌握经济情况变得困难，影响中央对经济的调控。同时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还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统计数据抱有不信任感的原因。一度大量涌现“中国增长率实际更低”的说法，就是因为存在质疑GDP的目光。
实际上也有统计数据违规被曝光的情况。辽宁省今年1月承认，省内市和县在2011～2014年虚增了财政收入。该省2017年1～6月GDP比上一年同期大幅下降2成。虽然与财政收入虚增的关系不明确，但很可能1～6月数字是实际情况，所以增长率出现了暴跌。而与辽宁同样的违状况估计也存在于其他省。
为了改变这种事态，中央政府选择的不是敦促地方自省，而是亲自参与地方的统计。国家统计局10月底宣布，2019年统一国家和地方的GDP核算方法。不再像以往那样由省级统计部门分别统计各地方的GDP，而是改为在国家统计局的指导下核算。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表示，意图在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相衔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质量、科学研判经济运行形势、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说这相当于正式承认了国家和地方的数据存在出入。
对于多年来困扰中央政府的地方的不完善统计挥起改革的手术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的意向。习近平领导的中央全面改革深化领导小组在6月的会议上，通过了统一核算地方GDP的改革方案。国家统计局的此次行动就是为实现上述计划而展开行动。
经济的主角不是企业，而是地方政府
也许今后也可能出现“中国的统计数字仍难以相信”、“即使说推进改革也难以相信”等质疑的声音，但或许需要暂且停下这种推测，仔细观察中国所处的状况。SMBC日兴证券高级经济学家肖敏捷针对这一点指出，“经济本来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但在中国，地方政府成为主角，和其他地方进行经济竞争”。
在日本和美国很难想象，但在中国官员寻求从地方走向中央，在地方取得的政绩将影响自己的前程。政绩的象征就是增长率。虽然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单纯追逐GDP扩张的竞争的弊端，但在没有其他明确指标的情况下，旨在推高增长率的经济运行仍在持续。GDP统计的虚增无疑是违规行为，但在问题曝光后，虚假的数值将烟消云散。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为勉为其难地推高增长率而刺激经济，后遗症将影响实体经济。房地产开发就是典型。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并非以民间为主体，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推动投资的情况很多。
这种经济运行的基础，并非是刺激需求，而是从生产端观察经济的思维。肖敏捷指出这就是“计划经济最初的思维方式”。如果政策的背后存在民营企业自由而高效的竞争能激活经济这种思维，就将形成与目前不同的经济运营。但由于情况并非如此，即使中央反复告诫过剩投资，但在地方的主导下，似乎在说“下有对策”一样，仍不断展开投资，与其他地方展开竞争，这种事态一直在持续。
中国的这次统计改革不仅限于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统一，还将成为改变“地方政府是主角”这种经济体制的契机。对于经过十九大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的习近平，有批评称在政治方面正在加强打压，但要改变至今仍明显保留的计划经济色彩、中央和地方在前进方向上发生分歧的结构，需要强有力的权力基础。
GDP统计的虚增无疑是违规行为，但在问题曝光后，虚假的数值将烟消云散。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为勉为其难地推高增长率而刺激经济，后遗症将影响实体经济。房地产开发就是典型。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并非以民间为主体，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推动投资的情况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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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运行的基础，并非是刺激需求，而是从生产端观察经济的思维。肖敏捷指出这就是“计划经济最初的思维方式”。如果政策的背后存在民营企业自由而高效的竞争能激活经济这种思维，就将形成与目前不同的经济运营。但由于情况并非如此，即使中央反复告诫过剩投资，但在地方的主导下，似乎在说“下有对策”一样，仍不断展开投资，与其他地方展开竞争，这种事态一直在持续。
中国的这次统计改革不仅限于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统一，还将成为改变“地方政府是主角”这种经济体制的契机。对于经过十九大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的习近平，有批评称在政治方面正在加强打压，但要改变至今仍明显保留的计划经济色彩、中央和地方在前进方向上发生分歧的结构，需要强有力的权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