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正处于变革时代。邓小平已经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帷幕，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党的领导层中，穿双排纽扣西服的新官员也已开始取代穿中山装的红军指挥员。
虽然邓小平指定的继承人胡耀邦，因未能坚持对1987年初大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予以控制，已被公开免职，但党的领导人仍发誓要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以缓解人们对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普遍的腐败现象日益增长的不满。
但是，时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的王沪宁主张采取不同的方法。鉴于他今天的地位，了解他当时的观点很重要。王沪宁现在是共产党精英层的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两位前任的顾问。
陪同习近平访美的王沪宁看上去很不友好且难以接近，但一位曾经与王共事的人说，王沪宁在学术界的时候是个“安静、有才华，喜欢保持低调的人”。由于对中国官员发表评论的微妙性，该人要求不透露姓名。
现任共产党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曾在一篇文章中提供过一些线索，表明共产党在不放弃专制控制的条件下，为了领导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如何试图重塑自身。
在这篇题为《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的文章发表在1988年3月的《复旦学报》上。王沪宁在文章中写道，采取“集中”的政治模式，而不是“民主”、“分散“的领导体制，让政府能够“有效地分配社会性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王沪宁写道，统一领导“可以避免各种不同的观念和看法不必要地相互冲突”。
他写道，这种模式能帮助当局对“各种问题和突如其来的事态作出快速反应”，采取“有力行动”，防止“现代化过程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
文章对包括喀麦隆、新加坡、韩国，以及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等国作了比较分析后，王沪宁总结道：与分散现代化模式相比，“集中现代化成功的实例比较多。”
王沪宁认为，中国需要集中的领导模式，需要领导层能高瞻远瞩，因为“政治领导决策的范围空前扩大”。
“政治决策的难度（也）空前增加，”他补充道。
这篇文章的语言浅显，容易被中国当时的官员接受，那些官员通常没有大学学位，只受过机械等方面的职业教育。
王沪宁在这篇七页文章的结尾处，列举了对集中政治模式的各种批评。他写道，这种模式忽略了公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决策是否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值得怀疑，可能会导致无视大众愿望的专家治国。
“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这些潜在的冲突萌芽就会生长出来，引起政治不稳，”他写道，并补充道，“当社会发展到这一步时，政治方面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了。”但他没有给出进行改革的适当时间。
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王沪宁共事的上海前宣传官员魏承思，2013年在香港的《明报月刊》的一篇文章中说，王沪宁的文章实际上在1986年就已经完成。文章直接交给了北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但王沪宁的建议只是在两年后才引起了领导人的注意。
王沪宁与上海政府的关系后来被证明对他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据官方刊物《人民文摘》，王沪宁1995年到北京的党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成为共产党当时的总书记、曾经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的顾问之前，曾庆红和吴邦国就早已注意到王沪宁的文章，曾庆红和吴邦国都曾经担任上海官员，后来都成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
中国国家主席的政策顾问王沪宁曾于1988年在美国作了一次六个月的旅行，他为一部400页的回忆录带回来不少笔记。
“美国人在乎实力，”他在美国海军学院观看了一场橄榄球赛后写道。“橄榄球虽然有战术，但严格地说没有什么精致的战术，赛的主要是力量。”
他继续写道：“这反映了美国人的精神，那就是，在短时间里靠力量实现一个目标。美国人在诸如军事、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都坚持这种精神。”
习近平正在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白宫周五的一整天里排满了隆重的仪式和外交活动，陪同习近平来访的一小群顾问中就有王沪宁。
现年59岁的王沪宁是共产党精英层的政治局成员，他曾是上海的一位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给习近平的两位前任当过顾问。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结识了美国的学者和官员。
然而，那些过去认识王沪宁的人说，他已经变得难以接近，对发给他的对话邀请置之不理。美国官员发现，开国际论坛时，很难在场外找他随便聊聊。
美国和其他西方官员说，不仅是王沪宁保持这种冰冷的距离，其他与习近平同行的顾问也是如此，包括职位相当于白宫幕僚长的栗战书，以及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
这个问题给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某种标准来看，习近平的政府是共产党统治的66年中最不外露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外国官员曾与中国高级官员或助手说得上话，并相信那些人能代表他们的领导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基辛格与周恩来曾就中美和解进行过秘密谈判。
而在习近平时代，那些通道已不复存在。
“目前在中美关系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了解这些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部主任戴维·M·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说。“我觉得，我们对习近平下面的人中，谁能代表他讲话，没有很好的了解。”
习近平核心集团的成员拒绝与西方官员发展关系的事实，与北京的一个基本信念相符，那就是认为西方思想和西方影响将削弱共产党，并将导致“颜色革命”。
“共产党如果认为自己处在外部和内部力量的包围之下的话，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让自己的组织变得更加严密，以减少流到外部的信息，”兰普顿说。“另外，共产党也有那种从事秘密阴谋活动的列宁主义背景。”
人们对习近平还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他与同事和顾问、尤其是那些国家部委的技术官僚们保持着更远的距离，比其他中国领导人保持的距离都远，他作决策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和直觉。当习近平想听别人的意见时，他更常见的做法是开党小组会。
习近平是22个“领导小组”中七个的组长，这些小组是在从经济到网络安全等一系列事务上发挥作用的不透明的政策委员会。习近平还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又是一个秘密小组，其作用是协调针对内外威胁的安全策略，以捍卫共产党的江山。
“我相信都是习近平主席在做主，”北京的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说。“他是最高领导人，主要的政策只能来自他。其他人只能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他帮助。”
“在习近平身上我们看到一些新东西，”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富强》(Wealth and Power)一书的作者之一鲁乐汉(John Delury)说。“头号人物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习近平严格坚持其权威地位、不放弃任何权力的做法，可能是他文革期间经历的结果。鲁乐汉提到那代人时说，“信任是他们所缺少的东西。”
还有人说，习近平从前任胡锦涛的经历中习得了有关掌权重要性的一课：江泽民退休之后仍然在幕后操纵权力，令胡锦涛工作起来束手束脚。
“这教会了他不要怎么做：不要让人在底下发展势力，要让每个人都有点不安稳的感觉，”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他曾是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中国问题分析师，现在供职于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因此，习近平政府中没有戴秉国那样的角色。戴秉国在胡锦涛执政期间担任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最高官员，与白宫官员保持着联系。这个职位现在由杨洁篪担任，但权力已被削弱。
“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和戴秉国之间建立了一条有趣的通道，”前白宫官员埃文·E·梅代罗斯(Evan S. Medeiros)说。“我们知道戴秉国与胡锦涛有很密切的个人关系。”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来仪(Bonnie S. Glaser)表示，让她感慨的是，美国官员在与中国同行打交道时“并不知道这些讯息是否会传达到习近平那里”。
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士称，习近平只信任极少数人。最明显的一个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67岁的王岐山。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反腐运动就是由他主持的。王岐山是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之一，喜欢看美国电视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从很多方面而言，他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实权更大。
知情人士称，经济政策虽然理应由李克强负责，但习近平坚持当最后的拍板人。部分因为在于，习近平可以向刘鹤咨询意见。63岁的刘鹤是一位经济学家，有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
刘鹤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写过一些文章，称中国需要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并拥抱市场的力量。美国官员表示，他在一些会晤中也是这么说的。
与习近平关系最近的人，也许是65岁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国官员经常把在地方任职时结识的官员带入自己的小圈子。1983年到1985年间，栗战书在河北省无极县担任县委书记，而旁边正定县的县委书记就是习近平。
一名知情人士称，这两个人当时“意气相投”，“经常一起喝酒”。两人的父辈都曾在中共成立早期为之效力，栗战书还写过文章，深情地谈到在1949年为共产党战死的一名叔父。
栗战书在地方逐步升迁，从西安市委书记、黑龙江省长，当到贵州省委书记。2012年，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因丑闻下台后，栗战书接任。当年11月，栗战书入选中央政治局。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负责处理习近平的各种事务。但是，他也在政策和外交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今年3月，栗战书为习近平访俄做准备，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通常这种事情是由国务委员来处理的。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放在了办公厅之下，也就是隶属栗战书管辖。59岁的蔡奇是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曾在福建和浙江两省与习近平共事。
习近平还会听取“太子党”成员的非正式意见；“太子党”指的是第一代党内领导人的子女。其中一人是64岁的解放军政委刘源上将。刘源是一名前国家主席之子，在习近平的支持下，他在军中推动了反腐运动。
“刘源在这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约翰逊说。“他对美国意见很大，而这些意见并不友好。刘源和习近平的其他一些亲信一起在推动‘颜色革命’式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