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靛印染躲过了文革的摧残，却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时承受失传的威胁。年轻人纷纷去往城市，在像大利侗寨这样的山村里，年轻的侗族女人所剩无几。
中国大利侗寨——这位年轻女子坐在织布机的一头，开始织布。随着橙色的梭子在柔软的棉线间来回穿梭，这个吱呀作响的装置在她手上活了过来。
杨秀英——一个还没有织布机高的女人——在孙女身后凝视着，检查新织好的布有没有瑕疵。从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74岁的杨秀英就用着贵州侗族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染织着靛蓝布料。
“这个自己家做的，买不到的。”杨秀英一边说着，一边用她起皱的、染成了蓝青色的手，拍打着一匹染成透亮的靛蓝色的布料。
在青山环绕的古村落大利，蓝靛印染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侗族人看来，这是与种植稻米、腌鱼同样重要的事。
在这个快时尚当道的时代，许多侗族妇女仍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制作着深色的光滑布料。布料需经过织、拧、擦、锤，才能被用来制成传统的侗族棉质服饰——女性的深蓝色服饰装点着五彩花朵，男性服饰则只用靛蓝纯色布料。
“对侗族人来说，每家的织布机就像耕牛一样重要，”附近村寨一家染织合作社的创办者赖蕾说。“我们从小就听着织布机的声音长大。”
染布深深嵌入在大利的文化之中，以至于能够经历文革存活下来。文革中，许多的侗族传统，如萨满文化，都被打击封建腐朽文化的共产主义狂热分子破坏殆尽。
但是到了几十年前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时，这些传统又经受了另一种威胁。工作和教育的诱惑驱使着年轻人纷纷去往城市，像大利这样的山村里，年轻的侗族女人所剩无几。
在留下的人中，很少有人对工作量巨大的染布技艺感兴趣。
“我想教女儿们染布，可是她们不想学，”75岁的张玉媛一边说一边把布料投进了靛蓝缸。“她们就和我说：‘我们染不好就染坏了，还是你直接来做吧。’”
2011年，贵州省政府向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保护组织全球遗产基金(Global Heritage Fund)发出邀请，希望能拯救大利的民间传统。
全球遗产基金开始与北京一家设计工作室地图集工作室(Atlas Studio)合作，在大利建立了一家染织合作社。目的有两个：为村民创造一个离家近的工作机会，同时也说服年轻的侗族姑娘去学习她们的传统技艺。
“长久以来，贵州都知道他们最厉害的文化资源之一就是少数民族村落，”全球遗产基金中国项目主任李光涵说，“现在，农村是中国的热门话题。”
大利的旅游业还未发展起来，但或许这只是时间问题。与中国其他一些得到大力度保护的村落不同，大利侗寨仿佛一个无人涉足的绿洲，部分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偏远。
即使在今天，要进入村寨也只能走狭窄的山路。在茂盛的竹林间，山路蜿蜒向下，通向了这个小村寨。村里一间间房屋凑在一起，倾斜的屋顶上盖着灰瓦。
最近一次去侗寨时，可以看到村里仅剩的百来名村民正努力劳作。几乎每家每户都会自己种植稻米和蓝靛，两者都到了收获的时候。
在繁忙的秋天，侗族妇女总是会先起床。雄鸡还在沉睡，天还黑着的时候，杨秀奎走到屋外开始工作。她把一匹长的靛蓝布料折了起来，放在了一块平坦的石块上。
55岁的杨秀奎拿着一个重木槌，开始捶布料。一槌槌下去，布料愈发光亮，有了一种铮亮的光泽。侗族妇女尤其珍爱这种靠使用牛皮提取物得来的光泽，有时候还会用蛋白。当女人们在过节时穿上手工制作的靛蓝服装，她们会互相检查各自手工的光泽，进行一次友好的比拼。
杨秀奎干活时，几只公鸡加入了木槌咚咚的乐声，叫醒了村庄。睡眼惺忪的孩子在石板路上磕磕绊绊地走去学校，老人则坐在传统木楼外的门阶上闲聊。
杨秀奎带着已捶打光亮的布料走向了还有些暗的厨房。厨房的角落是一个带盖的塑料缸。她掀开盖子，一股刺鼻的发酵味扑面而来。缸内是深蓝色的液体，有些泡沫。
几乎每个40岁以上的侗族女人都有一个塑料缸，作为靛蓝染缸。依照习俗，染缸在屋内的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讲究风水。风水是一种传统文化，靠物品的摆放来增进运气。
杨秀奎说，染缸在家里另一个地方放了一年，她没有意识到那里风水不好。她说，用蓝靛叶、米酒、野生植物和碱水混合制成的染料坏了。
侗族女性认为，还有一些原因会破坏染料。比如，孕妇或处在经期的女性就被要求远离染料。全球遗产基金的李光涵记得有一次布没有变色，因此知道染料坏了。
“女人们就看着彼此，说，‘这里谁怀孕了？’”她说。
杨秀奎把布投进染缸，确保每一个地方都完全浸泡到。经过几轮浸泡和沥干后，她把沉重的布匹晾在一根木杆上。匆匆吃完辣腌鱼、炒蔬菜和米饭，她跳上丈夫的摩托车后座，出发去田里收割一整天的水稻。此时才只是上午9点。
第二天早上，杨秀奎把整个过程重复了一遍。侗族女性总共要花大约两周时间，才能把一匹布染成想要的那种浓郁的靛蓝色。
“他们都说谁的手被染得最黑，谁家的布就染得最好，”杨秀奎一边伸出自己印有一道道紫色痕迹的双手一边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