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还是卖国:我的课堂是否被政治正确绑架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节课堂。2015年1月。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节课堂。2015年1月。

前一阵,那位叫杨舒平的中国女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毕业典礼上被指责“卖国”的演讲闹得沸沸汤汤。现在,风波似乎已经过去了。但在我身边,仍有不少人有意无意地谈到这件事。有几个驻美国的中国媒体人从“讲话水平太低”或“没什么深度”,甚至从该校的华裔校长在“操作”的阴谋论角度指出其中的问题。我教的一个硕士生则认为,“关键在于发生的地点,在美国首都地区较好的公立大学。中国人家丑不可外传的传统思维习惯起了关键作用。”我也跟一位中国政府负责对外关系的局级干部从所谓“政治正确”的角度聊过这个问题。他提出的一个维度在我看来耐人寻味:“一个中国姑娘在美国著名高校能代表毕业生讲话,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无疑是值得鼓励,令国人骄傲的。中美关系又这么重要,从做外交工作的角度,我们批评她是不是也意味着一种政治不正确?”

这位外交官在“政治正确与不正确”之间表现出的一种时代困惑,我也很认同。对于要代表国家利益,同时要面对本国民众和外国政府与民众的他来说,在美国人面前批评中国体制和国情似乎是一种不正确;在中国人面前表扬美国的价值观似乎也是一种不正确;在中国人和美国人同时出现的场合主张中美关系不好,会恶化下去,似乎还是一种不正确……

杨舒平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杨舒平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跟风?吹捧?沉默?还是,借用我一个就职于官媒的朋友的话:说着“正确的废话”?

一个学年差不多结束,我正在总结过去一年在辽宁大学跟学生的交流。其实,以上提到的一些围绕“政治正确”的场面始终伴随着我,我相信,对于我的学生们来说,如何在我这个外教面前表达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国际关系学院,不可能不谈两者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要如何进行沟通、分享利益、解决问题等。我想,比起我,学生们更难。毕竟,一个中国学生背后有同学、家人、老师、舆论、国情、体制等。我也有,但性质还是不同。

总的来说,我过去一年在辽大的教学过程中,我和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和尊重,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基本是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我的学生可以说是深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宣传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深知在公开场合该怎么表达观点,扮演自己。不过,他们也很认同学术讨论不应该被社会主调的“政治正确”左右,而应该是开放而自由的。

我印象深刻的一次讨论是关于两岸关系。同学们基本一致认为,从现阶段来看,“维持现状”是最现实的做法和选择。问题是未来怎么办。有一个女生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大陆这边通过自身的改革让台湾公民认同大陆的体制和环境,最终愿意主动跟大陆统一,这是最好的办法。”另有一个男生则提出:“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吗?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目标,但之前首先必须了解并正视对岸的真实情况,不设禁忌地讨论问题。”这两个观点在我这个日本人看来是非常现实而有必要的,但同时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又是欠缺的,这一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着大陆方面更加主动地拉近两岸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和信任关系。这位女生还在私下里跟我讨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end of history)的时候提出:“我不认同中国终究不走向民主的观点。”她的言外之意以我解读是:只要中国大陆走向民主,两岸统一必然水到渠成。

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讨论的题目中,往往涉及学生们必然面对中国人“如何观察对方,反观自己”的三个问题:所谓的“美国世纪”即将结束吗?日本军国主义会复活吗?中国是不是应该放弃朝鲜?这是当前中国公民面对并讨论的问题中间,属于敏感的三个问题,而且一点不虚。之所以说不虚,是因为这些一定会影响未来的中外关系的议题。

试想,对于这三个议题,外交上“政治正确”的立场是什么?在这里,我指的“政治正确”是与中国官方传统、一贯的政治立场以及官方舆论导向保持一致的立场和观点。从反面看,假如一个外交官、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公民在公开场合不按照这一立场和观点进行表达,很有可能被舆论指责,甚至被单位处分。当然,这种“政治正确”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中时常听到的“political correctness”还不太一样,但是按照中国主流政治语境的标准(再加上考虑到它在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固定解释),我认为,两者还是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那么,驻外使节围绕这三个问题面向公众应给予怎样的回答?

无论是说美国世纪即将结束、日本军国主义会复活,还是不放弃朝鲜,中国的外交官如果明确这么表态,从外交层面的角度说似乎不正确了。虽然这些表述表面看符合中共传统“反殖民”的精神,但真要这么说,恐怕影响太大,因为或多或少会损害本国的外交利益和国际形象。事实上,我本人也从没听说过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明确主张“美国世纪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不放弃朝鲜”。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说美国世纪不会结束、日本军国主义不会复活或是朝鲜要放弃呢,要么被说成“不爱国”,要么被说成“汉奸”,从官方舆论导向的角度似乎又不正确了。

毫无疑问,要面向舆论、公众的外交官和以闭门为前提的课堂讨论截然不同,前者比后者难做很多。在这里,我只想确认,我在课堂上跟学生们经常探讨的这三个问题是如何涉及“政治正确”这一点。

美国世纪即将结束吗?

201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出版了《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我在课堂上介绍了这本书,甚至列入了鼓励学生们阅读的参考书目。我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美国的战略家正在从探索美国未来发展的角度认真讨论这个命题;另一个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更加立体、开放地去思考“中国崛起”这个公共舆论往往把它与“美国衰落”对立起来的命题。

据我观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多数学生认为美国世纪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结束,至少不会轻易地走向终结。他们认为,美国的“硬实力”(hard power)不一定衰落,中国也不一定能够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赶超美国;“软实力”(soft power)更不用说,中国在这点上超过美国相当有难度;至于需要把两者合理结合在一起并加以应用的“巧实力”(smart power)层面,中国也远远不如美国,缺乏基础和经验。也有一些认为美国世纪即将结束的,并且以此作为背景和理由提出“中国崛起”,但持有这一观点的学生中,大多数认为“但未来10到20年内恐怕不会发生”。他们也并不认为“中国是弱的”,一致肯定“中国正在发展,取得了成就”,只是认为“跟美国相比还有一段距离”。这一认知倒与官方立场趋于一致。

令人感到好奇和激发思考的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即使在饱受争议的特朗普时代,这一趋势也不会发生根本的、质上的变化,即使他们主观上希望趁特朗普政权的诞生推动中国赶超美国。一个本科生对我说,“我不认为一个叫特朗普的总统能够凭自己的作风让美国衰败下去,美国社会没那么简单和脆弱,尤其在制度和价值观层面。”至于中国,他说:“中国也会发展,也会正常地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尤其在经济方面。但美国也会发展啊。我们凭什么证明未来美国的发展一定比中国差呢?”

日本军国主义会复活吗?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据我在课堂上的观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大多数学生是没有去过日本的,也没有面对面、坐下来跟日本人进行过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我还注意到,中国官方坚持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在日本往往被说成是“反日教育”)的同时,也有意介绍日本国内的和平势力仍然存在,甚至非常稳固。

总的来说,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会复活的学生是少数,大多数学生认为此事本身不会发生。他们把理由归结于日本战后的民主体制,以及国内外的环境和舆论也不允许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是,多数同学也没有根本性地解除对日本的怀疑态度。比如,近年来,随着安倍晋三首相的重新归来,出于对集体自卫权、“修宪”等议题的担忧,主张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的学生不在少数。当然,持有担忧和警惕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实际上还有日本国民,尤其是希望珍惜战后和平主义轨迹的日本普通老百姓。

当我介绍这一日本国内的背景时,大多数同学以比较放松的表情传达欣慰的态度,甚至有些同学接着主张中日人民应该共同地珍惜和平,维护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也有一些同学提出,今天笼罩日本国内政治和舆论的“右倾化”现象也有别于“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军部控制政治的体制,跟安倍首相通过集体自卫权的实施谋求进一步的国际空间截然不同,”一名研一男生这样阐述。

还有个别同学从把日本“二战”期间军国主义当做教训的角度展开讨论。比如,上述那位研一男生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动不动就煽动日本军国主义会否复活,不如冷静下来反思中国会不会重走日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扩张主义道路,这样更有意义。”我注意到,课堂上有这类观点出现时,有不少同学的表情严肃起来,然后集体地沉默,等着话题转移。这种氛围算是“政治正确”的外溢表现吧。这类表现还体现在另外一次场合,我在课堂上讲述国家利益,半开玩笑地提出“国家利益等于党的利益吗”,他们也半个开玩笑地回答“是啊”。我们之间有默契。这也符合所谓“你懂的”逻辑。

中国该不该放弃朝鲜?

什么叫放弃,不放弃又是什么,或许也有放而不弃的选项呢。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中美之间,什么是“朝核问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比如,中国当局谈论朝核问题时显然包括驻韩美军的问题,日美等则集中讨论如何才能让朝鲜放弃核开发。这是我的课堂面对这一命题的前提。

中国该还是不该“放弃”朝鲜,在课堂上也有争议。认为不该放弃的提出“为了不直接跟美国对峙,保朝鲜还是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假如中国放弃了,金正恩有可能自暴自弃,后果不可设想,而且大量的难民流入中国,威胁东北地区的治安甚至国家的安全”。认为该放弃的则提出“中国保护朝鲜的风险已经相当大了,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形象”;“朝鲜这样搞下去,由金政权统治下的拥核朝鲜在我国的邻居存在下去,已经相当危险了”。大多数同学也认为朝鲜应该像中国这样进行改革开放,这有利于改善中朝关系,避免朝鲜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符合中国的利益。

有一次在研究生的课堂上,我们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有不少同学最后认同一个落脚点:金正权垮台,但朝鲜存在下去,南北朝鲜保持分裂的状态,这样最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其言外之意应该是:中国应该继续把朝鲜控制在自己的保护下。当时也有个别同学提出:“中国跟韩国建交,难道不是抛弃了朝鲜吗?朝鲜因此从保护自身安全的角度开发核武器,难道不是正常吗?”其言外之意应该是:中国面临现在的难处是活该。

当我回顾过去一年课堂上与学生们的交流,审视我们之间围绕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的讨论,在多大程度上被“政治正确”这一当前似乎绑架大众舆论的因素所影响,我的判断是:基本没有,至少不明显。即使他们理解官方的立场和它所灌输的意识形态,身在信息相对开放和多元的处境,他们也渴望更加开放、自由的讨论问题。当然,毕竟是课堂,是闭门的空间,学生们,包括我的顾虑也相对较少。但我不认为闭门场合就一定不被“政治正确”。

最后,我想简短地谈谈我的课堂没有那么被“政治正确”严重绑架的理由。第一点或许与我的身份有关。我毕竟是外国人,中国同学们从礼节的角度尊重我的立场和观点,就不那么“政治正确”了。我始终鼓励师生一起携手实现“课堂民主”,同学们就带着开放、活泼的状态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面对着“他者”时反而能够更加坦诚地表达自我,也是一种常理吧。

第二点跟辽宁省这个地域有关。我在之前本专栏的文章里也提及过,这里的学生普遍趋于保守,但相对淳朴,多数同学的内心和思维是单纯的,并不排斥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甚至价值观。

当然,以上也是我的主观判断,有的同学或许觉得被绑架了,或者我这个人满嘴总是“政治正确”。但我认为,我们至少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进行了相对开放而自由的讨论。

对此,我感到欣慰。谢谢你们。但愿这不是正确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