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背后的中国司法困境

2014年,聂树斌家人的代理律师离开法院。聂树斌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但另一名男子在2005年供认了这项罪行。

2014年,聂树斌家人的代理律师离开法院。聂树斌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但另一名男子在2005年供认了这项罪行。

香港——周五,中国的最高法院改判一个在1995年因谋杀罪被处决的人无罪。这是该国法律制度不公正方面的一个戏剧性例子,也是当局开始解决这些问题的艰难尝试。

聂树斌在20岁的时候被判杀害了康菊花,后者于1994年夏在北方省份河北遭到奸杀。在发现康菊花的尸体后不久,当地警方便逮捕了聂树斌。被拘留数天后,聂树斌认罪,并于1995年4月被枪决。

2005年,一个名叫王书金的男子承认是他杀了康菊花。但在最高法院周五做出判决之前,聂树斌的家人花了11多年时间四处奔走,才最终洗脱了他的罪名。法院裁定聂树斌一案证据不足,质疑其认罪的真实性。

聂树斌不是第一个在遭到处决多年后又被中国法院宣判无罪的人,但我们无法估计有多少人被误判死刑。就连每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都是国家机密;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估计有数千人,这个数字超过了任何国家。该人权组织在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自2007年最高法院开始复核死刑判决后,这个人数似乎有所下降。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推翻错误的判决是这项努力的一个关键部分。中国检察官几乎总是确定有罪,被告往往在胁迫之下认罪。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显示出中央领导层真的决心解决一些不公平的案件,”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研究员倪伟平(William Nee)周五在谈到聂树斌被免罪时说。“但中国政府也想确保这被公众看作是在平反那些具有象征性的不公平案件,由此赋予问题多多的司法系统更大的合法性。”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信息被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传达给了大众。新闻网站梨视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周五得知儿子免除罪名时,聂学生嚎啕大哭。他誓言第二天要去给儿子上坟。

但他也发表了一段政治声明:“谢谢习近平主席,”聂学生说道。“你依法治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为你点赞。”

上周五,之前维持聂树斌有罪判决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对他的父母表达了“诚挚的歉意”。该法院承诺予以改进,并表示将启动对聂树斌的父母进行赔偿的程序。

多名法律专家表示,尽管中国的刑事司法系统有了一些改善,但根本问题是这套系统并不独立,而是由共产党控制。

研究死刑问题的北京律师、学者徐昕表示,这意味着那些裁决往往是出于政治原因做出的。他说聂树斌的案子就是如此。徐昕表示,王书金认罪后,聂树斌被免罪一事被耽搁了11年,部分原因就在于当年处理这个案件的当地警方和检方的阻挠。

“冤案的制造者不愿意让它得到平反,”此前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要求重审聂树斌一案的徐昕说道。“还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这样的机制还是很难避免类似的案件。”

此外,检方对法院有巨大的影响力。从全国层面讲,中国的定罪率去年超过99.9%,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做出错误判决的动因更有可能是周期性的打击犯罪运动,也就是“严打”行动。聂树斌就是在这样一次严打行动期间被定罪和处决的。另一场严打目前正在边远西部地区新疆进行,在那里有数千人在镇压维吾尔人动乱的过程中被捕。维吾尔人是以该地区为家的少数民族。

2014年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地区,也有一名男子在遭处决多年后改判无罪。这个名为呼格吉勒图(Huugjilt)的18岁蒙古族男子在1996年因谋杀罪被处以死刑;就像聂树斌的案子一样,后来也有另外一个人供认了罪行。

正在中国当局努力向公众保证法院正变得更加公正之时,由于政府对为弱势群体代理案件的律师展开了全国性的打压行动,导致人们公开不公正事件、就它们提起诉讼的手段受到了限制。自2015年7月以来,有数以百计的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在全国性的抓捕行动中被捕。习近平试图扑灭对共产党统治的潜在威胁。最新的拘捕行动发生在几天前。

“随着针对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压制行动展开,随着新法规对律师们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政府正在遏制为聂树斌案件带来这个正面结果的那类主张,”来自国际特赦组织的倪伟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