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汇总了在两周时间内因恐袭遇害的222名人员信息。
现如今，杀戮的速度和规模令人应接不暇。在巴格达，大约300人在 庆祝斋月结束的活动上被炸弹炸成了碎片。伊斯坦布尔机场有49人遇害，阿富汗又死亡40人。在孟加拉国达卡的使馆区，九名意大利人、七名日本人、三名在美 国大学就读的学生和一名当地女子惨遭袭击。在索马里的一辆公交车上、喀麦隆的一座清真寺和一个影视俱乐部里及沙特阿拉伯的一处圣地，尸体堆积如山。
所有这些屠戮行为都发生在一周之内。在夏季的那一周里，一连串的恐怖袭击感觉像是永无止境。从奥兰多到贝鲁特。从巴黎到尼斯再到圣艾蒂安迪鲁夫赖。从德国到日本再到埃及。每一枚引爆的炸弹和射出的子弹都让家庭和社群千疮百孔。
让我们把时间停留在今年3月的两个星期里。当时，一系列广受关注的袭击占据了媒体的头条。在袭击发生的那些地方，它们几乎成了常态。在那期间，我们的统计数字显示，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在六个国家针对脆弱目标制造的大规模杀戮中，247人遇难，包括妇女和儿童。
其中八对伴侣在做着普通伴侣会做的事情时，同时遇害。
时值周日，三个月前结婚的穆罕默德(Muhammad)和沙瓦娜·纳维德(Shawana Naveed)夫妇在巴基斯坦一座公园里散步。
斯蒂芬妮(Stephanie)和贾斯汀·舒尔茨(Justin Shults)相识于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两人都是会计，住在布鲁塞尔。遇害前，他们刚刚把斯蒂芬妮的母亲送到机场。
泽伊内普·巴萨克·古尔索伊(Zeynep Basak Gulsoy)和努斯雷廷·卡恩·卡尔金辛(Nusrettin Can Calkinsin)同为19岁，都是法学专业的学生。遇害时，他们刚刚看完电影，正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部土耳其电影，名为《母亲的伤口》(My Mother’s Wound)，讲述的是战争的后果。
两人在上高中时走到了一起。“我永远都不会留下你一个人，”姑娘在男友的毕业年刊中写道。“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和你在一起。”
如今，他们的墓穴紧挨着。
今年3月13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一个公共广场上，包括他们两 人在内的36人惨遭杀害。当天是那两个星期开始的第一天。同日，另有19人在科特迪瓦大巴萨姆三座海滨酒店发生的袭击中丧生。到3月27日，遭受隶属于基 地组织(al-Qaida)、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旧译博科圣地）、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和塔利班(Taliban)的极端分子袭击的地方将包括尼日利亚的一座清真寺、伊斯坦布尔的一条热门旅游街、伊拉克的一座足球场、巴基斯坦白 沙瓦的一辆公交车、巴基斯坦拉合尔的一座公园——纳维德夫妇周日去散步的地方，以及布鲁塞尔机场和那里的一个地铁站。
3月13至3月27日间全球恐袭发生地图。
我们重访所有这些地方，寻找每个人的踪迹，去揭露人性的丧失，回应读者的关切，即并非所有的恐怖主义受害者都得到了公平的对待。性命就是性命，不管它是在何时、在哪里被斩断。
永失所爱
我们想看看可以在受害人之间找到怎样的联系或区别，也希望能加深对恐怖主义连锁反应的理解。恐怖主义逐渐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特征。我们统计出1168名幸存直系亲属：有211人失去了父亲或母亲，78人失去了配偶。
超过100名受害人留下双亲，逝者当中既有年轻人，也有年长者。这些父母悼念子女的语言无需翻译，也可以相通。
“我觉得这是种难以言喻的痛，”米歇尔·维萨尔(Michel Visart)说。她的女儿洛里安(Lauriane)在布鲁塞尔地铁站爆炸事件中丧生。
“我的儿子就像是家里的蜡烛，”哈利勒·卡达胡姆(Khaleel Kadhum)说。这位伊拉克父亲将家人从巴格达迁至相对安全的南部，但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却在那里遭遇了恐怖袭击。“这根蜡烛被掐灭了，这个家的幸福也不见了。”
年龄最大的受害者，是在安卡拉丧生的84岁退休公务员塞温奇·格卡 伊(Sevinc Gokay)。最年幼的受害者甚至没来得及出生：两名孕妇及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殒命；还有一个名为松居尔·贝克塔什(Songul Bektas)的孕妇幸存下来，但失去了处于妊娠晚期的胎儿。
遇害者中有犹太人、基督徒、无神论者，还有至少一名印度教徒，但有151名遇害者——占总数的61%——和杀害他们的人一样，是穆斯林。
一个塔利班分支组织声称，他们在拉合尔的公园的行动针对的是基督 徒。但在那里遇害的大多仍是穆斯林——比如40岁的卒芭依达·安贾德(Zubaida Amjad)，他熟读《古兰经》，并且在教12岁的女儿莫米娜·安贾德(Momina Amjad)背诵经文。这位女孩也已遇害。
在布鲁塞尔，地铁遇害者包括34岁的鲁布娜·拉福库伊力(Loubna Lafquiri)，莫伦贝克区的一名体育老师，三个孩子的母亲。去年11月巴黎袭击的嫌疑人之一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Salah Abdeslam)就生活在这个贫民区。
“莫伦贝克不只是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拉福库伊力的丈夫穆罕默德·巴奇力(Mohamed el-Bachiri)说。“莫伦贝克也是鲁布娜·拉福库伊力。”
世界公民
247名遇害者分别来自美国、中国、刚果、法国、德国、以色列、黎巴嫩、马其顿、秘鲁、波兰等26个国家。多数人丧生时离自己生活的地方不到10英里。
然而，中国医药推销员邓经泉在布鲁塞尔机场丧生时，离家有7000多英里。在旅途中，他曾发信息给朋友，表露自己的思乡之情。
世界公民：遇难者出生地。
在这两周里遇害的人中，有音乐家、学者、教师、服务生、警官、家庭主妇、农民，以及学生。
有一些遇害者有着漫长而功勋卓著的人生，比如前比利时驻联合国大使安德烈·亚当(André Adam)，在其外交官生涯中，他曾目睹阿尔及利亚和刚果政治动荡造成的影响。
他的亲属说，在布鲁塞尔机场爆炸时，亚当的最后举动是护住妻子丹尼耶尔(Danielle)。她受了重伤，但活了下来。
有一些遇害者的生命短暂而艰辛，比如16岁的科特迪瓦少年乌斯玛 尼·桑加尔(Ousmane Sangare)，他天生是哑巴，且有听力障碍。据一位义工说，他的父母抛弃了他，搬到马里生活。奥斯马尼睡在火车站，但周末喜欢去大巴萨姆的海滩乞讨， 也会顺便游泳。他在那里遭遇恐怖分子。
家破人亡
两周的247名遇害者中，有约半数是和自己认识的某个人一同殒命 的。78岁的法国退休护林员让·爱德华·夏彭提耶(Jean Edouard Charpentier)和75岁的朋友、会玩吉他的推销员让-皮耶尔·阿诺(Jean-Pierre Arnaud)刚刚在大巴萨姆完成一段自行车骑行。在足球场里，多数遇害者是和朋友、兄弟、堂表亲一起去看球的。
彼此相识的遇害者示意图。
一些家庭蒙受了巨大损失。在尼日利亚，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两个女 儿一同遇害；还有一个女人和自己的丈夫、儿子、母亲、侄女、侄子死在一起。在拉合尔公园，10名亲属悉数遇害，包括在政府灌溉部门做事的法伊兹·艾赫迈 德·钱迪奥(Faiz Ahmed Chandio)，他喜欢用鸡肉酱汁做米饭，他的六个孩子中有三个和他一同遇害：六岁的什拉孜(Shiraz)；五岁的萨米娜(Samina)和五个月大 的萨达夫(Sadaf)。
像这样兄弟姐妹同时遇害的情况，至少有九例。
在布鲁塞尔、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丧生的人，本来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尼日利亚、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和暴力无处不在，一些亲属已经多次陷入这样的哀痛。
艾赫迈德·易卜拉辛(Ahmed Ibrahim)是伊拉克足球场的遇害者之一，他是曾和伊斯兰国作战的战士，13年前，他的一个兄弟被美军打死。
萨巴和穆罕迈德·杜拉伊布(Sabah and Mohammed Durayib)兄弟葬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五年前被基地组织杀死的父亲在一起。
仍在世的亲属和朋友回忆着与挚爱亲朋诀别的瞬间，希望从中找到更深刻的含义。
一位伊拉克母亲给11岁的儿子洗了澡，给他换上干净衣服，然后送他去了球场。她当时就感到有些不安，不想让他去。
我们搜集到的照片展现了组成一个生命的种种瞬间。一个穿着长裙的新娘，坐在地上吃着零食。穿着一身精神抖擞的军礼服的士兵。毕业典礼上穿着方帽长袍的毕业生。
一个骑马的男人，一个弹吉他的男人，一个在孤零零的、周围漫布着野花的乡村小路上走着的男人。看书、喝啤酒、庆祝人生大事，或是正和家人一起享用一顿家常的饭菜。
在他们被杀害那一刻，本可以留下又一组人生影像。
等公交车、地铁或飞机。在海滩小憩。在一场足球赛后列队领取奖杯。祈祷，骑车，周日在公园漫步。
在这些照片上，在其身后人只言片语的记忆里，在他们的梦想和未竟事业的细节间，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突然中止的生命在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