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把贸易对美国经济的好处弄错了？
随着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初选选民前往投票站，这两个丢失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传统工业州的美国工人阶级，在周二 晚将再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上周，密歇根州的造反选民把民主党初选的胜利送给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同时继续保持了非正统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的领先地位。
选民的愤怒和沮丧，虽然部分是由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导致的，都可能不会让这两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成为总统。但这种情绪已经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动摇了一个曾经坚定的共识，既自由贸易必定是一件好事。
“总统竞选活动中的经济民粹主义迫使人们认识到，不断扩大的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前经济顾问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写道。
看起来最令人惊讶的是，常常被人认为是短视的、无法全面了解贸易所代表的经济权衡的愤怒的工人阶级，似乎早明白了专家们迟来的真理：贸易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也许并不总能证明其代价的正当性。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奥托尔 (David Autor)、苏黎世大学的戴维·多恩(David Dorn)，以及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对我们所有人从小就相信是正确的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会从贸易冲击中迅速恢复过来。从理论上讲，像美国这样的工业 发达国家，应该把劳动力转移到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更先进的产业，以此来应对出口竞争。
他们研究了大约20年前，在中国突然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之后，美国工人的经历。他们的结论是，理论上该出现的调整 从未发生。或者至少还没有发生。在受影响最大的本地就业市场，工资一直很少，失业率高居不下。从全国来看，也没有迹象表明其他经济领域能提供就业增长，来 抵消制造业的失业。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暴露在中国竞争下的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下降，每年让每个成年人减少了213美元的收入。
在另一份他们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和布兰登·普莱斯(Brendan Price)合写的研究报告中，他们估计，1999年至2011年累计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是多达240万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这些结果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贸易带来的短期和中期效益，”他们提出。“由于未能预见贸易造成的错位可能如此严重，文献有责任为贸易所带来的好处给出更有说服力的估计，让赞成自由贸易的人不只靠理论的根据，也有证据基础表明谁受益、谁吃亏，各是多少，在什么条件下。”
全球贸易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好处。在它的帮助下，数亿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里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壮举。它保证了苹果公司可以受益于中国充分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得到价格更优惠、更好的制造产品。
虽然如此，但奥托尔提供的证据表明，尽管在考虑了谁赢谁输之后, 贸易对一个国家在整体上有好处，但当考虑到它 把蛋糕的分配改变了50%之后，支持贸易帮助全球经济蛋糕增长了3%的证据就比较弱了。而且当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兴趣去补偿在这种贸易中失利的一方时，情 况就尤其是这样。
中国大步跨入市场经济的影响正在减弱。中国的市场经济曾经吸引了上亿的贫困农民进入制造业，他们主要为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制造出口产品。中国的工资水平正在快速升高。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正在放缓。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没有如此之大的破坏性。尽管有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种种批评，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评 估其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并不太大。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要小得多，也更平衡。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 1994年生效后的多年里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只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稳定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后，才大幅度减少。
但是，中国出口带来的冲击给美国工人阶级造成的创伤尚未痊愈。这种不成比例的影响提醒华盛顿的官员们，也许应该改变其在未来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做法。最重要的是，它指明需重新考虑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处理贸易分配后果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在美国与世界之间架起藩篱，但这确实意味着应该借鉴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做出了适宜得多的回应。
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仅经历了中国进口的激增，也经受了苏联集团解体之后来自东欧国家进口的冲击。但它仍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贸易平衡，因为德国生产商也增加了面向所有这些国家的出口，抵消了进口竞争造成的就业损失。
奥托尔认为，美国人的低储蓄率是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外国人倾向于囤积美元资产，帮助保持了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和美元的坚挺，进一步推动了贸易赤字的居高不下。
然而，也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对我说，德国的高技能工人比较难以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来替代，因此虽然没有彻底避免外包，却也限制了外包的规模。而且德国的工会也更强势， 更善于坚持斗争。
华盛顿亦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史蒂芬·S·科恩(Stephen S. Cohen)和J·布拉德福特·德隆(J. Bradford DeLong)在新书《混凝土经济学》（Concrete Economic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发行）中表示，究其根源，这要归咎于美国的政策选择。
二人认为，美国本来可以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策略施加反作用力，方法或许是，在中国贸易顺差膨胀之际，更强烈地坚持北京让人民币升值。它本来也可以努力扶持未来的尖端行业，就像政府之前多次做过的那样，鼓励从纺织品转向大型喷气式客机，从玩具转向半导体。
但华盛顿的做法却是把国家的未来和住房和金融绑在一起。而华尔街不仅没有让繁荣惠及众人，还引发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他们笔下，即使从最好的方面来看，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也“没有产生任何价值（或者产生的价值微乎其微）”。
那么，决策者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答案不会很简单。撕毁现有的贸易协定、躲回高关税壁垒的后面——就像特朗普，或许还有桑德斯主张的那样——极度缺乏建设性。世界经济本来就不稳定，这种做法相当于落井下石。而且，如果违背了国际条约，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国际协调也会变得极为复杂。
不过，在未来的任何贸易自由化举措中——包括奥巴马政府倡导的尚未获得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如果还会继续推进的话——决策者必须更加重视管理成本。奥托尔认为，任何进一步增加贸易的协议，都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为面临风险的企业 及员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改组转型，进入其他工作岗位和部门。
也许最重要的是，贸易领域的新证据表明，美国决策者如果不打算提供更有力的福利保障，就不能一再把所有痛苦都转嫁到美国蓝领工人身上。
倘若贸易分配成本确实很小很短暂，可能那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成本既庞大又持久，此事看起来就不甚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