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郑也夫:统治者的任性是我们惯坏的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最近撰文,谈中国政治改革为什么艰难,文章一出,有媒体称,这是“新年惊雷”,“真正的北大精神和爱国”,“拒作犬儒的北大教授!读书人的风骨”,“北大教授郑也夫公开倒共”,等等。呼吁中共体面淡出历史舞台。评论认为,文章的重要性在于突出知识分子的良心,作者则率先改变逆来顺受的国民形象。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曾撰文揭露中国教育体制和学术界黑幕。他还反对科研腐败,没有为自己的课题申请过国家资金,并且“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

去年12月定稿的这篇文章,呼吁中共体面退出历史舞台,“也不可以任由那些说不清最终目标的政改呼声去麻木众生的心智”。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让中共体面退出。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也夫是个学者,他说的体面退出不是让你中共交权。非常现成的就是台湾经验。实际上,蒋经国就是利用体面退出的方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体面退出就是创造一个从从前的独裁专制,改变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党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一旦建立起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便你在这种竞选和竞争环境中落败,你也是体面的,没有任何耻辱可言。”

郑也夫文章中说,“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因为那是唯一的体面退出的路径”。

李大同说,郑也夫似乎也认为,中共根本不会体面下台。那么他发表这这番议论的意涵是什么?李大同说,郑也夫希望强调知识分子的良心:“当然,他(郑也夫)知道,这些想法(中共体面下台)是没有用的。也夫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对自己的良心而言。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心,他不得不说出这样能够的话。他必须说出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如果越来越多,那就是一个重要的推进社会的力量。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种子吧,一种勇气的种子。你要求中国人民做到的,你首先自己要做到。这也是身体力行的一种表现。”

郑也夫文章特别谈到类似国民性的问题。他说:“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我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

香港时事评论员纪硕鸣对美国之音说:“他(郑也夫)现在的有些提法,本质上也代表着民众的觉悟。民众也是一个一个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民众,能够走出来说话。这个理论上都是对的,因为一个大的改革,大的革命来说,没有民众觉悟和民众参与,历史变革无法完成。但是他(郑也夫)质疑民众觉悟不够,觉悟比较底,我觉得这也是脱离了一个现实。这就是说,民众觉悟从来不是可以个人发挥出来,民众觉醒是要有领袖带动的,现在中国缺少产生领袖的土壤。”

纪硕鸣特别谈到中国现实社会中领袖和社会精英的现状,他说:“集权和比较专制的体制下,出现一种领袖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者根本是不可能。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看到,有些觉悟的,有些思想的,不要说行动了,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能够表达出来,在这种环境下都不太容易。所以这样的环境下,精英人物产生不了,民众觉醒和号召就没有力量。所以怪不得民众没有觉悟,是整个环境和体制根本没有可能让你有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觉悟。”

提到领袖的作用,纪硕鸣以邓小平为例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说不是邓小平站出来,从上到下的设计,或者说推动,这种改革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网上“美景园Max”评论郑也夫文章时写道:“大陆的中国人涵养和品质这么差, 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土壤;如果搞民主, 中国将会再次混乱, 甚至再次分裂。搞民运的那些人, 你们是典型的误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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