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尚诗-拉金《在缅甸寻找奥威尔》

在未看艾玛•拉金的《在缅甸寻找奥威尔》之前,我一直以为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思想及著作源自西班牙内战,以及那个时期苏联所表现出的恐怖与残暴,比如阅读《一九八四》,脑海中便浮现出与老大哥形象对应的苏联,缅甸则从未出现在想象性视野之中。但该书却告知读者这样的事实: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被缅甸读者称为“缅甸三部曲”:《缅甸岁月》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动物农庄》讲述了缅甸从英国独立又被军政府控制的过程,《一九八四》是军政府控制下的情形。这样严丝合缝的对照给我一种震撼,好比被关在历史之门外面的怪兽突然一下将大门撞飞,露出门外同样惨烈的风景。

《在缅甸寻找奥威尔》基本上按照两条线索叙事。一条是作者按图索骥奥威尔在缅甸生活过的地方,寻找与他相关的蛛丝马迹,并按旅行的时间顺序、以地名构成全书的五个章节:“曼德勒”“三角洲”“仰光”“毛淡棉”和“杰沙”。而另一条线索则更隐秘,那就是作者打乱奥威尔生活足迹的时空顺序,自由切换,不仅从地理、历史的角度,更从心灵的层面,来记录“寻找奥威尔”过程中的所见所得。作者在这条线索上,收获颇丰,她记录了不少当代缅甸人的生活实况与心灵状态。这些长年在军事政权下生活的缅甸人,在拉金笔下呈现出揉合悲观、务实、谨慎、乐观、顽强、韧劲、犬儒等诸多相反的特质,作者的笔触将回忆、议论、写景、抒情融为一炉,这在许多讨论缅甸的书籍中很难被捕捉到。这些看似琐碎的叙述,构成了该书的大部分。

坦白说来,就第一条线索而言,拉金在缅甸寻找奥威尔的过程并不顺利。其实这不出乎意料,拉金在上世纪90年代寻找一个20年代在缅甸待过5年的英国警察事迹,到底能寻出多少碎片?如果再考虑到缅甸之动荡、蛮荒、专制以及基础设施孱弱等因素,想真正搜寻到“干货”,非常困难;殖民帝国年代的档案早已烟消云散,70年前认识奥威尔的缅甸人就算还活着,可能都已近人瑞。然而,在拉金的追寻过程中,也不能说一无所获,印象最深的是这一细节,当作者向一名对利穆欣家族(即乔治•奥威尔的母系家族)有印象的男子说出“乔治•奥威尔”时,这位男子激动地说出了奥威尔的原名:“喔,你是说艾里克叔叔吗?”那一刻,我被越过时间迷障的魔力一下抓住了。这或许是拉金在这趟寻找之途中与真实可感的奥威尔离得最近的一次。

于是,另一条线索变得弥足珍贵。这也提示读者阅读策略的改变,放弃搜索“奥威尔”这个关键词,而是心平气和地将注意力转到缅甸这个国家本身,这样或许会得到更大的兴味。书中没有一副插图:“一名警官陪同我参观办公场所,但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拍照”,我们看不到任何当代缅甸的权力机构的样貌。我惊叹于作者巨细靡遗的记忆力,拉金用记忆来布景,她记录了追寻过程中一系列的人与事,包括旅馆用来阻挡无数蚊子的特殊质料的帐篷、熙攘却危机四伏的的茶馆,空旷破败的英国殖民建筑,由不断停电而导致的漆黑夜晚,以及开阔的绿意盎然的树林。如前文所说,由于拉金所能寻找到的直接材料有限,因此她更多的是在这些地方拟想奥威尔当年停留的岁月,这是一种补偿性想象,作者将《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与当下缅甸的现实比照——历史、现实与预言三者不断置换,构成有意味的互动。在这场互动中,“昂山素季”几乎是一个潜在的幽灵,一个巨大的象征与暗喻,每隔几页就会出现,贯穿整条线索。昂山素季及其家族所代表的一切,体现了作者的希冀与价值立场。当然,文章的趣味不仅在此,更在于作者主动且广泛地直面当下形形色色的缅甸人,有几处是与若干精通英语的缅甸知识分子交流,其中最精彩的是作者与他们讨论阅读奥威尔著作的心得。

缅甸读者对奥威尔的看法并不一致。很多缅甸读者与中国读者一样,将奥威尔视为“先知”,但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位叫貌果的作家声称发现了奥威尔的无礼,“奥威尔蔑视缅甸人民,他不喜欢我们。”读者会有相应的阅读期待,很想知道貌果据何批判奥威尔——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或许是答案之一。果不其然,貌果展示了一篇以“东方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评论文章:

西方人无法按照东方和东方人自身的方式观看他们的文化和人民,只是把他们看成西方的创造物。如果东方只能提供过西方的观念棱镜被观看和被解释,就注定了它会被描述成未开化的、不近情理的、缺乏法律和秩序的。

貌果认为奥威尔的《缅甸岁月》跌入了这个陷阱,他选择到东方,是为了在一群没有教养的土著中成为被尊敬和有教养的那一个。《缅甸岁月》里只有两种人——主人和奴仆,主人总是白人。同样,当讨论到《射象》时,缅甸读者叶敏觉再次陷入了白人/殖民主义与缅甸群众的二元对立当中。

少数缅甸读者面对奥威尔的“文本”持有上述观点,有意味的是,拉金在缅甸遇到的“现实”却是这样的:一位教士这样说,政府声称他们痛恨殖民者统治缅甸的方式,但是他们自己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强制推广一种语言,一种宗教,一种生活方式。一名年长的缅甸朋友告诉拉金:“英国人可能吸干了我们的血,但是这些缅甸将军榨干了我们的骨头。”

当极权主义遇到殖民主义,其间再掺杂民族主义,将会面临极为尴尬的问题。具体到缅甸,则在不同时期牵涉到大英帝国,日本法西斯,缅甸本土军队三方错综力量。在英殖民时期,缅甸军队可以挟持反殖民与民族独立这一具有天然合法性的立场调动人民,而客观上的种族偏见和歧视无疑是火上浇油。拉金在这本书中写道:“20世纪20年代是缅英关系的黑暗时期。虽然直到下一个十年,民族独立主义喷薄欲出的能量才会释放出来,但挺昂把英缅描述为‘一道比花岗岩还硬的种族偏见之墙’分割开来的死地。他说两者之间的交流充斥着‘互相猜疑、失望和厌恶’。”在那一历史时期的语境内,任何一个对民族解放与独立产生异议的人,将会面临难堪的道德困境。缅甸的官方报纸《新光报》也紧紧占据这一历史道德高点:“缅甸军队最初创立,是为了从英国统治下寻求独立。”军方独裁者的面具在那一时期被民族独立主义的面具覆盖。而在“二战”时期,整个世界历史格局又被粗略地划为法西斯阵营与反法西斯阵营。于是,缅甸现在最大的官方节日是纪念二战期间对日本占领军的首次战役。书中援引一位缅甸老人的回忆:“二战期间,缅甸是盟军和日军的主要战场,国家的基础设施基本被摧毁。许多和我交谈过的老人记得,当军队重新获得对政权的控制,他们如释重负。”二战结束后,缅甸并未成为一个彻底的独立国家,仍受英国控制,独立斗争仍在继续……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统治者由殖民时期的白种异族终于变为肤色、五官、发色等外在特征均与“人民”一致的军政府时,历久的民族独立斗争换来的是不言自明的执政合法性吗?民族主义的隐秘内钥决定了首当其冲的永远是异族者,然而,“异族走后怎样?”民族主义以及对历史的悲情叙事埋葬了更多值得挖掘的线索的同时,没有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缅甸军政府在民族独立后,启动了所谓“具有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经25年,将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缅甸变成不毛之地。从人民的实际处境来看,殖民时期与独立时期,没有本质区别,后者甚至更糟。鲁迅在《半夏小集》中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刘震云的《一九四二》同样也涉及到了这样的主题——外部殖民与内部殖民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殖民者的外貌特征。而现代世界的重要单位恰恰是民族国家。在笔者念中学时,从未怀疑过教科书中的“一国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理念,但实际上这句话的正当性需要更多的前提来扶持(最重要的一条是授权与自治)。当后来的我读到迈克尔•沃尔泽的《政权改换与正义战争》和《论国家的道德地位:对四位批评者的回应》时,问题的要害被抓住了:“如果一个家庭内部存在家庭暴力,一方对另一方施暴,那么上下左右的邻居是否应当采取措施?”当然,迈克尔•沃尔泽在文章中更细致小心地分析了“人道主义干涉”的适用性。于是我们在拉金的这本书中看到了这样动人甚至带有几分梦幻色彩的情节:当她踏上缅甸的土地,在曼德勒的繁忙街道上行走之时,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雨伞向她走来,对她这位外国游客说道:“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那位男子说完便转身离开。这位男子恰恰试图通过一位来缅甸旅行的“异族人”向“外界”传达心声。

《在缅甸寻找奥威尔》写到缅甸是世界上族群最为多样的国家之一。拉金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和线索——大缅甸下复杂族群内部的另一个视角。在缅甸的克伦族人对奥威尔说:“我希望英国人能够在缅甸呆上200年。”“为什么?”奥威尔问。“因为我们不希望被缅甸人统治。”处于缅甸边缘境遇下的克伦族人,同样基于民族主义思维,但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但殖民时期略好于军政府时期,是否意味着要回到殖民时期?奥威尔描述他理解的问题的实质:“如果A是压迫者,善良的人们都会认为B应该独立,但结果通常是,又会出现另一个群体C,迫切地希望从B那里独立出来。问题在于最小要有多大规模,能够寻求自治。”很显然,自治是理顺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相互纠缠的路径——民族主义不能再是极权主义的挡箭牌,失去了挡箭牌的极权主义实则与殖民主义别无二致,而健康的民族主义则是在完善的自治和民众授权下才可以合法运行。这也是艾玛•拉金在第二条线索中不断遭遇缅甸式悲伤、困惑、甚至绝望的情形下,可以得出的最好结论。

相对于缅甸社会,本书的作者拉金显然来自于一个更加文明和理性的社会,但是在追寻与迁徙的过程中,拉金多次表达自己越来越有些妄想狂了,她会怀疑被精心放置在桌边的盆栽装有窃听器;会因为可能弄丢了一个笔记本而惊慌失措,直至翻遍旅馆房间找到为止。“从这时起,我把每个人都看作潜在的告密者。”书中有一个带有强烈冲击性的简单细节:作者认识一名在仰光工作的导游,他喜欢缅甸,五年前,拉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一点不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导游说这是他的家,他的心也在这里。“然而”,拉金写道,“这几年,我注意到导游开始出现神经紧张的症状——他右眼下面经常出现轻微的痉挛,仿佛他经常对我眨眼。每次我们碰面,痉挛都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我们最近一次碰面,痉挛已经扩散到他的半边脸。”这不啻于一个鲜明的戏剧性“象征”。很显然,以审查、监视、告密为部分特征的极权体制所散发的“氛围”让一个心理健康的个体开始慢慢变得扭曲,逐渐怀疑一切物事,时刻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他变得不信任任何人,整个感知系统紊乱。出于缺乏安全感和陷入焦虑的妄想狂、迫害狂、受虐狂、强迫症等人格显现出来。而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态人格倾向于一体两面:虐待狂与受虐狂,妄想狂与迫害狂几乎共存于一身。这造成一种非常糟糕的恶性循环,怀疑变得更加怀疑,刻薄变得更加刻薄,犬儒变得更加犬儒……而党和帝国甚至没有针对具体的个体出动一兵一卒就达到了这一切。质言之,这是一种使好人作恶的政治结构的“胜利”。

他抬头看着那庞大的脸。他花了四十年的工夫才知道那黑色的大胡子后面的笑容是什么样的笑容。哦,残酷的、没有必要的误会!哦,背离慈爱胸怀的顽固不化的流亡者!他鼻梁两侧流下了带着酒气的泪。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应该如何理解《一九八四》的结尾?我遇到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文本的内部,极权主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温斯顿的思想体系完全被征服、摧毁和重建。温斯顿和裘利亚之间的情感系统在党的体系下不堪一击。一直以来,针对这个结尾,在我脑海中回荡着两种观点,两种声音。一种观点,如上所述,党的一整套系统坚不可摧,随之而来的声音,竟然吊诡地类似《西西弗神话》中的结尾——应该认为,温斯顿热爱老大哥。(“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快乐的。”)这是叙事者直接现身的声音。

但《一九八四》的结尾并未采纳这种强势的带有肯定性的灰色结论。回荡在脑海的另一种观点则是:这是一种如此冷酷、沉静、心碎的抵抗,温斯顿流下了带着酒气的泪——他纵然已一无所有,但他却前所未有、歇斯底里地沁入帝国紧绷肌理的分泌物,探触彼此神经官能的幽暗边缘,在客观上温斯顿做了一次深入自我和帝国意识内部的隐秘探索,甚至碰触到帝国的软弱内核,他以肉体和神经的被摧残为代价,直接向党的代言人奥勃良发起攻击——审判双方都不轻松,党面临无孔不入、无时无刻的想象性恐惧,(“当局同样恐惧”,拉金写道),其神经系统亦处于紧绷状态,惟其如此,才不遗余力“征服”温斯顿(们)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党或许比具体的个人更深谙个体的力量。当然可以说温斯顿被征服了,但结尾真的简单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吗?我固执地相信,温斯顿在人性与权力搭成的死角下,与时代进行了一场相互的围猎,最终以一种厌倦和沉默的方式来抵抗命运与强权。毋宁说,叙事者用残酷的反讽表达了一种消极性反抗,这与熟知自己命运的存在主义者西西弗别无二致。也许可以用阿多尼斯的那句话来诠释乔治•奥威尔在结尾处埋藏的秘密:超越希望的写作,也就超越了绝望。(Once you writes beyond hope, you also writes beyond despair.)

《在缅甸寻找奥威尔》同样是一种超越绝望的写作。“寻找”这一动作本身就意味着“行动”,试图与奥威尔作品所象征的精神享有同构性。在本书中,作者遭遇了太多令人沮丧、痛心的事件:牢狱内政治犯口耳相传故事与知识,僧侣低声诵经,诗人在脑海中写作诗歌;牢狱外无处不在的信息员;夜间抛锚列车上彻夜不眠枕戈待旦的旅人;不断停摆的看不见尽头的大学教育;贫瘠的公共空间;渗入缅甸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般的权力干涉……拉金表示如若再写一部关于缅甸的书,她希望面对的是这么一个时代:“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抱有恐惧,不再担心受到惩罚,那是让人振奋的时代,当前的事件和缅甸的历史可以被公开记录和公开辩论。”写于2011年的新版后记中,拉金说缅甸出现了很多变化,但更多的是原封不动。

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作者陷入了虚无主义,巨大的被囚禁的幽灵“昂山素季”始终贯穿全书,展示了挣扎于污泥中的人性的另一种可能:“生活在权力即真理的铁律之下的人民,很难从让人无力的恐惧气氛中自我解放。不过,即使在最残暴的国家机器下,人民的勇气也会一点一点积聚,因为恐惧不是文明人类的自然属性。”这就如同书中充满多样观点的四人读书小组,在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在的军政统治下,它或许没有任何作用,但它就像黑暗中挂起一盏灯,继而慢慢是两盏灯,三盏灯……是众灯相聚,逐渐扩散,但总要有第一盏先照亮黑暗。拉金与昂山素季都未预约黄金世界,她们信任的是这个社会潜藏的巨大善意。

拉金的《在缅甸寻找奥威尔》是一次超越绝望的写作,它最终抵达了希望还是超越了希望?我不知道。但经历过监视、刑罚、审查、独裁的缅甸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令人讶异的可喜事件表明永远不要放弃希望而成为犬儒者,这里说的并不是寄托于统治者的希望,恰恰相反,而是持守自我内心的坚强感、破除种种幻念与执念的希望。正因此,它的有效性不在于缅甸军政府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即不取决于善的结果;别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暴力与黑暗和广为人知的独裁与专制,但我们不必因此而放弃这个意义上的“希望”。它甚至不叫希望,而更应该叫做超越绝望,借用TS•艾略特的名言“Only through time, time is conquered”,我想说:“Only through despair, despair is conqu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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